第276章 凤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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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罗贯中辞别赵宝丰，“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到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幕府作宾。起事称霸的张士诚是灭元功臣。第二年在罗贯中的建议下，张士诚打败了朱元璋的部下康茂才的进攻。同年，张士诚的弟弟兵败被元朝俘虏，张士诚只好投降。降元后，张士诚贪图享乐。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看到元朝没落，又再次称王。包括罗贯中在内的许多幕僚都建议暂缓称王，但是不被采纳。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罗贯中自此对张士诚失去了信心，返回老家太原。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九月，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罗贯中已写了十二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2]
在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期间，施耐庵从苏州迁移到兴化，并在洪武三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的师傅施耐庵，罗贯中在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3]之后，决定加工、增补施氏的《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在加工、增补《水浒传》的同时，罗贯中继续创作历史演义系列作品。[2]
发愤著书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也曾参与其中。明人王圻在《稗史汇编》中，称他是一位“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也就是看到天下将不免落到朱元璋手里，才不得已淡出江湖。不久，罗贯中远走江南，流寓于江、浙一带，以小说抒写其“图王”霸业之胸襟。图王未果，发愤著书。[2][4]
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因为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记载“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这与“有志图王者”的形象不符合。这两则记载虽有矛盾的地方，但足以表明罗贯中在元末曾经想有所作为，“传神稗史”，只是在现实中失败后无奈的选择。
他的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罗贯中的章回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致奠定了厚实的基础。[5]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去。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取快四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6]。
罗贯中的艺术造诣，首先得益于他对历史资料的谙熟、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了解。他吸收了陈寿的《三国志》的长处，取得了民间话本《说三分》的精华，收集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他对成百上千的帝王将相谋臣武夫的姓名、性格特征，甚至不少人物的社会关系、历史命运和仕途风云，都了如指掌。这一番广采博纳、熟记活用的功夫，是罗贯中将一百年历史尽收眼底、聚整世纪风云于笔端的底气所在。
矛盾冲突，是历史小说的最诱人之处。作者可以用它来造势，用它来展示人物行动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罗贯中的拿手好戏之一，是善于造势。造成紧张的形势，以此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
罗贯中最善于写战争，《三国演义》中的上百场战争都写得各具特色，无一重复。赤壁之战，尤其写得精彩。赤壁之战的第一个特色是两国开战，三方参与；既有大量的军事活动，又有大量的外交活动，将三国时期的主要谋臣战将都引人这些活动之中。第二个特色是推进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以斗智、伐谋为主，而不是以交锋为主。作品中大量描写和记叙的是文战而不是武战。第三个特色是时代特征，赤壁之战之前是诸多军阀混战时期，而赤壁之战的一把火，烧出了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的历史。他的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
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罗贯中辞别赵宝丰，“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到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幕府作宾。起事称霸的张士诚是灭元功臣。第二年在罗贯中的建议下，张士诚打败了朱元璋的部下康茂才的进攻。同年，张士诚的弟弟兵败被元朝俘虏，张士诚只好投降。降元后，张士诚贪图享乐。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看到元朝没落，又再次称王。包括罗贯中在内的许多幕僚都建议暂缓称王，但是不被采纳。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罗贯中自此对张士诚失去了信心，返回老家太原。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九月，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罗贯中已写了十二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2]
在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期间，施耐庵从苏州迁移到兴化，并在洪武三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的师傅施耐庵，罗贯中在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3]之后，决定加工、增补施氏的《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在加工、增补《水浒传》的同时，罗贯中继续创作历史演义系列作品。[2]
发愤著书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也曾参与其中。明人王圻在《稗史汇编》中，称他是一位“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也就是看到天下将不免落到朱元璋手里，才不得已淡出江湖。不久，罗贯中远走江南，流寓于江、浙一带，以小说抒写其“图王”霸业之胸襟。图王未果，发愤著书。[2][4]
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因为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记载“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这与“有志图王者”的形象不符合。这两则记载虽有矛盾的地方，但足以表明罗贯中在元末曾经想有所作为，“传神稗史”，只是在现实中失败后无奈的选择。
他的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罗贯中的章回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出现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致奠定了厚实的基础。[5]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去。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取快四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6]。
罗贯中的艺术造诣，首先得益于他对历史资料的谙熟、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了解。他吸收了陈寿的《三国志》的长处，取得了民间话本《说三分》的精华，收集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他对成百上千的帝王将相谋臣武夫的姓名、性格特征，甚至不少人物的社会关系、历史命运和仕途风云，都了如指掌。这一番广采博纳、熟记活用的功夫，是罗贯中将一百年历史尽收眼底、聚整世纪风云于笔端的底气所在。
矛盾冲突，是历史小说的最诱人之处。作者可以用它来造势，用它来展示人物行动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罗贯中的拿手好戏之一，是善于造势。造成紧张的形势，以此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
罗贯中最善于写战争，《三国演义》中的上百场战争都写得各具特色，无一重复。赤壁之战，尤其写得精彩。赤壁之战的第一个特色是两国开战，三方参与；既有大量的军事活动，又有大量的外交活动，将三国时期的主要谋臣战将都引人这些活动之中。第二个特色是推进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以斗智、伐谋为主，而不是以交锋为主。作品中大量描写和记叙的是文战而不是武战。第三个特色是时代特征，赤壁之战之前是诸多军阀混战时期，而赤壁之战的一把火，烧出了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的历史。他的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