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章 怼一波
“陛下，此议不妥。”
“此议不妥。”
“陛下，娼伎优伶，自古以来就是贱奴之身，将一些罪不至死的囚犯，打成贱奴，亦是朝廷最常用的惩治手段，如果肆意更改，岂不是让大多数罪犯得以逃避律法制裁。”
“是啊！是啊！还有这工匠纳税的事情，他们向来都是以工抵税，这样，可以缓解民间百姓的钱荒，若是人人做事，都用钱来结算，都需要以钱来缴税，市面上现有的钱币，根本就不足以支撑。”
“臣等听闻最近几日，因为慈善署大举从各大柜坊换取现金，导致各大柜坊都出现了钱荒，若是这些柜坊都无法经营，那么，市场上的交易将更加不畅，此乃阻碍商业，凋敝市场，使朝廷税赋减产之举。”
······
看看，朝堂上的聪明人还是很多的，短短不到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将各种理由都找了出来。
从他们找的这些理由中，李龟年可以听出，他们对于朝廷管制这种公开的表演，并没有多大的意见，有意见的，是涉及到他们利益的部分。
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钱荒？
别人不知道，这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员们心里难道没有点逼数么？
要不是他们大量的将钱币囤积起来，从千年前就开始采矿制钱的中原王朝，都不知道有多少钱币在市面上流通。
他们都是人精，知道把自家累积的钱都放出来，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情况，安史之乱的斗米七千钱怎么来的？还不因为这些权贵士大夫碰到了安禄山这个不跟他们讲道理的家伙，被逼的用尽全力活命，把老底子都掏了出来。
然而，李龟年让慈善署玩这一手，也是想将这些人家里囤积的钱币给逼出来，搞活市场经济。
等这些人七嘴八舌的说了许多理由出来之后，李隆基又看向李龟年问道，“李爱卿你还有何话可说？”
他这话可不是简单的问李龟年有什么意见，而是把锅全部甩到了李龟年头上，或许因为听到朝臣说的诸多理由之后，他心里有了些动摇，觉得将整个司法税收系统改革的话，动作有些大，不能一下子来的这么猛。
而众多大臣闻言，也将目光看向了李龟年，就好像先前在大殿上借昨夜东市舞台冲突的事情，提出来管理政策应该改革的不是李隆基，而是李龟年似的。
要知道，李隆基先前提改革这茬的时候，李龟年的折子，可都还没有交上来呢！
李龟年放眼望去，这些人目光之中各有不同的意味，像崔涤，裴家诸位，都是一副让他适可而止的意思，毕竟，李隆基心里现在也是这个意思。
而礼部众人，则是一副很期待的样子，如果礼部能借此机会，将天下艺人的管理权抓在手中，那么权柄将会更进一步，毕竟，艺人要是给了民籍，跟现在的贱籍，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将会是一个大群体，产出的税收额度也将不少。
至于李龟年的老爹李景伯，则一副警告的眼神，希望李龟年就此作罢，作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一员，李龟年根本犯不着为了那些下贱人得罪这么多人。
然而，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李龟年不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完，念头就不通达，理了理思维道，“陛下，如刚才诸公所说，国家的商业发达，朝廷的税收才会更多，可是，想要商业发达，首先就要工业兴盛，否则，商人就没有商品可以卖，因为商品都是工人制作出来的。
除此之外，国家想要发展，工业也必须要兴盛，因为只有工业兴盛了，咱们才能制造出更加精良的装备，用来抵御外敌，制造出更多能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工具，使咱们的产出更大。
而想要工业兴盛，就必须得有足够的利益让工人们去赚取，可有了足够的利益，就会有更多的人转为工业，就好比现在的长安城内，就有不下二十万的青壮从事工业，他们的收入，大多比种田的农民百姓要高的多，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从事工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在臣看来，除了从事耕种的农民，其它所有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的行业，其实都可以算是工业，只是工种各有不同而已，能够靠做工就赚到钱，就没有人愿意继续做农民，看天吃饭。
另外，像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如果都用以工代税的方式交税，请问，朝廷有那么多活需要他们做吗？
不可能的，朝廷不可能连连都开大工程，而工人们，连连都需要缴税，只有让他们正常的拿薪酬，给朝廷缴税，才是正途。
而且，朝廷可以通过调节税收，来平衡农民和工人的数量，工人过多，就增加工人的税，降农民的税，工人数量不敷使用，就降工人的税，使他们有待遇优势。所有的人都为国家增加产出，创造价值，才算是一种最佳的状态。
至于钱荒的问题，简直是无稽之谈。
长安市面上大宗交易，都是用柜坊的存票，这些存票怎么来的，柜坊收到了钱之后开具出来的，为什么慈善署找各个柜坊提钱，各个柜坊的现金就紧张起来了？因为他们擅自具了多于存金的存票出来。
当然，这一点，咱们可以不用计较，因为柜坊可能把钱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放贷业务，资金周转不开，他们把产业变卖，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就可以用来补足这些多开具出来的存票。
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模式，市场上，未必就是要有那么多现金维持的，而且，朝廷要在乎的，也并不是柜坊里面有没有钱，更应该在乎的，是老百姓手中有没有钱。
因为，只有百姓手上都有钱了，他们才开始购物消费，这样，市场所需要的货物才会更多，工商业也才能更加发达，朝廷的税收也才会不断增多，就目前看来，百姓手上的钱，还是很富余的，因为东西两市的消费很火爆。”
逻辑推演，是后世商业管理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分析手段，李龟年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的讲解下来，瞬间便让刚才那些叫嚣着商业有多重要的人闭了嘴，李隆基，也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然而，这还只是李龟年阐述道理的最基础，稍微歇了口气之后，他又道，“如我刚才所讲，所有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的行业，其实都可以算是工业，包括艺人，他们的表演，就是他们的劳动，如果将他们定义为民籍的话，没有人花钱去看他们的表演，他们赚不到钱，自然就会去从事耕种，或者其它工商业，这是给了他们其中一些技艺不精的人职业自由。
如果他们的表演能够赚到钱，那么，他们就能为朝堂创造税收。
反而，奴籍的合理性，是咱们需要质疑的，是不是千年以前传下来的制度，就都是好制度呢？
我认为未必，夏商周，秦汉乃至两晋，到前隋，再到本朝开国，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政策，又有多少？那些用旧有制度的王朝，如今又安在？
用一些已经败亡了的王朝的政策来治国，其下场是什么？
依旧是败亡。
咱们应该通过不断推翻旧有的不合理的政策，设立更加实用的新政策，使朝廷对国家的各方面的管理更加趋于圆满，才能使得国朝千年万世的传承下去。
假如，一个官员，犯了罪，连累到了家人全体被发卖为奴，或者是一个平民，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被判发卖为奴，那么，他们的后代，将世世代代都是奴隶身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诸公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惩罚过重了么？
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只有平民变成奴隶，却没有奴隶变成平民，那么，就会导致奴隶的群体越来越大，平民的群体越来越少，试问有一天，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奴隶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想，那些不愿意被压迫的人，肯定很愿意拿起刀枪来造反，就像现在各个羁縻州喜欢举兵造反一样，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意，活的没意思，还不如搏一把。
所以，从长远来看，咱们必须要开放一些让奴隶变回平民，让他们力争为国效力，从而出头的机会，就像这次王相提出的，招募奴籍青壮从军，三转军功，可换籍，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至于有几位同僚所说，这样会让许多罪犯逃避制裁的问题，其实根本不用费多大劲，因为太好解决了。
朝廷处罚犯人，除了惩戒教育之外，更应该本着为国家创造产出，弥补他对社会，个人造成的伤害的原则来判罚。
假如，张三打断了李四的胳膊，朝廷叛张三流放三千里，或者发卖为奴，连累后人。
可李四得到了什么好处？
他的胳膊断了，就是断了，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治疗，需要承受痛苦，甚至暂时性或者永久性丧失一部分劳动力，官府的判罚，没有弥补到他的损失，相反，出钱买到张三的人，享受了他余生的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如果，判张三劳动改造呢？
判张三去做固定限制的劳役，除了必要的吃用，所有的工钱，都用来赔付给李四，用作医药费，和一些丧失劳动力，或者精神损失补偿，这样岂不是更好？”
李龟年的比喻很形象，很容易理解，听的朝堂上的所有人都是大有反思，其中，李隆基却是一反刚才有些犹豫的态度，拍案而起道，“李爱卿此言大善，朕治下的大唐，合该如此也。”
“此议不妥。”
“陛下，娼伎优伶，自古以来就是贱奴之身，将一些罪不至死的囚犯，打成贱奴，亦是朝廷最常用的惩治手段，如果肆意更改，岂不是让大多数罪犯得以逃避律法制裁。”
“是啊！是啊！还有这工匠纳税的事情，他们向来都是以工抵税，这样，可以缓解民间百姓的钱荒，若是人人做事，都用钱来结算，都需要以钱来缴税，市面上现有的钱币，根本就不足以支撑。”
“臣等听闻最近几日，因为慈善署大举从各大柜坊换取现金，导致各大柜坊都出现了钱荒，若是这些柜坊都无法经营，那么，市场上的交易将更加不畅，此乃阻碍商业，凋敝市场，使朝廷税赋减产之举。”
······
看看，朝堂上的聪明人还是很多的，短短不到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将各种理由都找了出来。
从他们找的这些理由中，李龟年可以听出，他们对于朝廷管制这种公开的表演，并没有多大的意见，有意见的，是涉及到他们利益的部分。
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钱荒？
别人不知道，这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员们心里难道没有点逼数么？
要不是他们大量的将钱币囤积起来，从千年前就开始采矿制钱的中原王朝，都不知道有多少钱币在市面上流通。
他们都是人精，知道把自家累积的钱都放出来，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情况，安史之乱的斗米七千钱怎么来的？还不因为这些权贵士大夫碰到了安禄山这个不跟他们讲道理的家伙，被逼的用尽全力活命，把老底子都掏了出来。
然而，李龟年让慈善署玩这一手，也是想将这些人家里囤积的钱币给逼出来，搞活市场经济。
等这些人七嘴八舌的说了许多理由出来之后，李隆基又看向李龟年问道，“李爱卿你还有何话可说？”
他这话可不是简单的问李龟年有什么意见，而是把锅全部甩到了李龟年头上，或许因为听到朝臣说的诸多理由之后，他心里有了些动摇，觉得将整个司法税收系统改革的话，动作有些大，不能一下子来的这么猛。
而众多大臣闻言，也将目光看向了李龟年，就好像先前在大殿上借昨夜东市舞台冲突的事情，提出来管理政策应该改革的不是李隆基，而是李龟年似的。
要知道，李隆基先前提改革这茬的时候，李龟年的折子，可都还没有交上来呢！
李龟年放眼望去，这些人目光之中各有不同的意味，像崔涤，裴家诸位，都是一副让他适可而止的意思，毕竟，李隆基心里现在也是这个意思。
而礼部众人，则是一副很期待的样子，如果礼部能借此机会，将天下艺人的管理权抓在手中，那么权柄将会更进一步，毕竟，艺人要是给了民籍，跟现在的贱籍，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将会是一个大群体，产出的税收额度也将不少。
至于李龟年的老爹李景伯，则一副警告的眼神，希望李龟年就此作罢，作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一员，李龟年根本犯不着为了那些下贱人得罪这么多人。
然而，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李龟年不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完，念头就不通达，理了理思维道，“陛下，如刚才诸公所说，国家的商业发达，朝廷的税收才会更多，可是，想要商业发达，首先就要工业兴盛，否则，商人就没有商品可以卖，因为商品都是工人制作出来的。
除此之外，国家想要发展，工业也必须要兴盛，因为只有工业兴盛了，咱们才能制造出更加精良的装备，用来抵御外敌，制造出更多能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工具，使咱们的产出更大。
而想要工业兴盛，就必须得有足够的利益让工人们去赚取，可有了足够的利益，就会有更多的人转为工业，就好比现在的长安城内，就有不下二十万的青壮从事工业，他们的收入，大多比种田的农民百姓要高的多，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从事工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在臣看来，除了从事耕种的农民，其它所有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的行业，其实都可以算是工业，只是工种各有不同而已，能够靠做工就赚到钱，就没有人愿意继续做农民，看天吃饭。
另外，像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如果都用以工代税的方式交税，请问，朝廷有那么多活需要他们做吗？
不可能的，朝廷不可能连连都开大工程，而工人们，连连都需要缴税，只有让他们正常的拿薪酬，给朝廷缴税，才是正途。
而且，朝廷可以通过调节税收，来平衡农民和工人的数量，工人过多，就增加工人的税，降农民的税，工人数量不敷使用，就降工人的税，使他们有待遇优势。所有的人都为国家增加产出，创造价值，才算是一种最佳的状态。
至于钱荒的问题，简直是无稽之谈。
长安市面上大宗交易，都是用柜坊的存票，这些存票怎么来的，柜坊收到了钱之后开具出来的，为什么慈善署找各个柜坊提钱，各个柜坊的现金就紧张起来了？因为他们擅自具了多于存金的存票出来。
当然，这一点，咱们可以不用计较，因为柜坊可能把钱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放贷业务，资金周转不开，他们把产业变卖，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就可以用来补足这些多开具出来的存票。
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模式，市场上，未必就是要有那么多现金维持的，而且，朝廷要在乎的，也并不是柜坊里面有没有钱，更应该在乎的，是老百姓手中有没有钱。
因为，只有百姓手上都有钱了，他们才开始购物消费，这样，市场所需要的货物才会更多，工商业也才能更加发达，朝廷的税收也才会不断增多，就目前看来，百姓手上的钱，还是很富余的，因为东西两市的消费很火爆。”
逻辑推演，是后世商业管理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分析手段，李龟年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的讲解下来，瞬间便让刚才那些叫嚣着商业有多重要的人闭了嘴，李隆基，也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然而，这还只是李龟年阐述道理的最基础，稍微歇了口气之后，他又道，“如我刚才所讲，所有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的行业，其实都可以算是工业，包括艺人，他们的表演，就是他们的劳动，如果将他们定义为民籍的话，没有人花钱去看他们的表演，他们赚不到钱，自然就会去从事耕种，或者其它工商业，这是给了他们其中一些技艺不精的人职业自由。
如果他们的表演能够赚到钱，那么，他们就能为朝堂创造税收。
反而，奴籍的合理性，是咱们需要质疑的，是不是千年以前传下来的制度，就都是好制度呢？
我认为未必，夏商周，秦汉乃至两晋，到前隋，再到本朝开国，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政策，又有多少？那些用旧有制度的王朝，如今又安在？
用一些已经败亡了的王朝的政策来治国，其下场是什么？
依旧是败亡。
咱们应该通过不断推翻旧有的不合理的政策，设立更加实用的新政策，使朝廷对国家的各方面的管理更加趋于圆满，才能使得国朝千年万世的传承下去。
假如，一个官员，犯了罪，连累到了家人全体被发卖为奴，或者是一个平民，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被判发卖为奴，那么，他们的后代，将世世代代都是奴隶身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诸公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惩罚过重了么？
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只有平民变成奴隶，却没有奴隶变成平民，那么，就会导致奴隶的群体越来越大，平民的群体越来越少，试问有一天，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奴隶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想，那些不愿意被压迫的人，肯定很愿意拿起刀枪来造反，就像现在各个羁縻州喜欢举兵造反一样，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意，活的没意思，还不如搏一把。
所以，从长远来看，咱们必须要开放一些让奴隶变回平民，让他们力争为国效力，从而出头的机会，就像这次王相提出的，招募奴籍青壮从军，三转军功，可换籍，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至于有几位同僚所说，这样会让许多罪犯逃避制裁的问题，其实根本不用费多大劲，因为太好解决了。
朝廷处罚犯人，除了惩戒教育之外，更应该本着为国家创造产出，弥补他对社会，个人造成的伤害的原则来判罚。
假如，张三打断了李四的胳膊，朝廷叛张三流放三千里，或者发卖为奴，连累后人。
可李四得到了什么好处？
他的胳膊断了，就是断了，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治疗，需要承受痛苦，甚至暂时性或者永久性丧失一部分劳动力，官府的判罚，没有弥补到他的损失，相反，出钱买到张三的人，享受了他余生的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如果，判张三劳动改造呢？
判张三去做固定限制的劳役，除了必要的吃用，所有的工钱，都用来赔付给李四，用作医药费，和一些丧失劳动力，或者精神损失补偿，这样岂不是更好？”
李龟年的比喻很形象，很容易理解，听的朝堂上的所有人都是大有反思，其中，李隆基却是一反刚才有些犹豫的态度，拍案而起道，“李爱卿此言大善，朕治下的大唐，合该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