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8章 反腐
758章反腐
建立类似于后世的香港和新加坡廉政公署制度？冯云山有些犹豫。
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个廉政公署制度，已经是后世历史上最为清廉有效的防范贪官的制度。在香港的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但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因此，这廉政公署制度必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冯云山担心的是中华帝国如今的发展水平，文盲遍地，国民刚刚在温饱线挣扎的发展程度，是否适用这个廉政公署制度？
要知道，廉政公署制度重要的是监督机制，监督的主体大众是普通百姓，要百姓有这个意识和素质才行。不仅仅是廉政公署官员要有高素质，连官员也要有较高的素质，还要民间百姓有较高素质，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为何廉政公署只能在像香港和新加坡这种缘富裕又小得地方才能成功实施。
而像中华帝国如今这样的情况，要搞什么廉政公署，冯云山觉得还不成熟。不过，在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之前，他还是决定试试，当然，只是套用其中的观念，很多具体做法，还是要结合眼下的实际情况来才行。
其实也不算完全是引用廉政公署制度，原本满清的都察院其实已经算比较完备的监察体系了。但因为整个满清腐败成风，整个根子烂掉了。都察院的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不但失去了自宋明以来巡视地方的权力，陷入到日益繁琐的程序性事务，而且，科道官员通过“风闻奏事”的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而给事中作为封驳官员，不但在管理上被划入都察院，视同御史，而且在实际政务运行过程中，已没有实际上的封驳权。在奏折制度和军机处创建后，重大军政事务高度机密，一般很难为外人道也，给事中连内容尚且不知，弹劾、封驳从何而来？
这也是当初乾隆年间爆发的甘肃冒赈案，这么大的群体贪腐案件，都察院竟一无所知，最后还要考乾隆亲自发现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冯云山最终决定在中华帝国设立一处单独的监察部，独立于司法部和内务部之外的监察机构，虽说，特务司也有部分在监视百官的职责，但特务司重点还是在特务侦查方面，监察百官，尤其是成立反贪防腐机制，监察部的成立很有必要！
新成立的监察部，只向皇帝冯云山负责。它机构相对独立，不易受其他的官员和衙门机构所干扰。监察部下设立反贪司、防贪司、综合司三个机构。
反贪司，顾名思义，便是将贪官调查出来，是整个监察部的最主要的机构。接受百姓举报贪污官员，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便成了反贪司的主要职责。
防贪司，则是巡视各级衙门和官员的日常行为，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
而综合司，则集反腐宣传、协调调查贪官、教育官员廉政等。而这综合司中，最主要的举措便是设立举报箱，放置在每个县城以上的城东门处，每月定期由反贪司官员进行收集归整，任何人，可以对贪官实行举报，监察部对举报人进行保密和保护。综合司将接收到的举报信息，转送给监察部部长过目后再转交给反贪司，由调查人员进行核实。
由于监察部直属皇帝管辖，检察部官员便拥有尚方宝剑一样，权力巨大，为避免监察部权力过大，冯云山又规定，监察部只能调查查处贪官，而不能当场处置贪官。处置贪官，则还是由司法部来进行。
而且，冯云山还借鉴后世经验，加强反腐的宣传。毕竟，最使贪污者心灵震撼的，还是民间大众的揭露和整个民间社会舆论的压力。冯云山规定，凡被举报的重大贪污案件，尤其那些知府以上官员，除监察部审查外，一旦被查出有牵连，便要报送内务部备档记录。若是被查出却有严重贪腐行为的，则不但在当地城门贴告示宣传，还要在贪官的籍贯地进行广而告之，让贪腐者整个家族蒙羞。因此，贪腐的代价对于这个时代好面子的读书人来说，颇大。
中华帝国太圣三年秋的最新一期《南方日报》上，头版赫然刊登了一则报道《帝国皇帝重拳出击，朝廷掀起反贪浪潮》。
这篇文章是篇类似后世的社论一样，刊发在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南方日报》的头版首页，可以说是帝国的喉舌了，凡是经常看报纸的官员和读书人、商贾等，都知道，帝国这是有一大变动才会如此。
果然，报纸文章里，最前面便是论述了贪腐的可恨和危害，明确了反贪防腐的重要性，提出朝廷出台《帝国官员管理章程》和《帝国反贪防贿赂章程》两个法令，不但要求帝国官员学习，还要个善贾、即将入仕的读书人都好好细读，并且明确列入最新的新选官员培训课程之中。
而在接下来的两三期《南方日报》中，一名署名“包不唐”笔名的人，接连在报纸上发布文章，长篇累牍地报道了反贪反腐文章，让天下震动。
首先是刊登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的一桩大案：郭桓案。报纸上说的是洪武十八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刑部和都察院严加追查。结果，案子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朝廷大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近十万，可谓惊天一案。
这期的《南方日报》一出，凡是看报的人，特别是帝国官员，纷纷暗自猜疑不定。谁都知道，这《南方日报》就是帝国的官方报纸，皇帝的喉舌，这样的反贪故事一出，很明显，传递一种风向，以天下最为严苛、反腐最猛的皇帝朱元璋的反腐事件作为典型，无不传递出一个信息：当今皇上也要跟朱元璋一样，对贪官下死手了！
果然，接下来的几期，《南方日报》接连刊印了蒋有福、冯真林、张遂谋三人的蜕变过程，并直接宣布了处置结果，并且，将三人的身份一一点明，最低的刑罚也是斩首示众，不由让看过《南方日报》的众人大惊失色。
看样子，朝廷着手大规模反腐反贪，已经是确定无疑之事。
特别是产茶大省福建、浙江、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地方官员和茶商，看了《南方日报》中的冯真林伙同洋人出卖茶苗之事后，均惊出一身冷汗。一方面对于冯真林鄙夷不已，一方面又十分担心茶苗外流之事，纷纷上书请愿，要求严惩罪魁祸首，追回茶苗。同时，特别是茶商，特意告诫各地茶农，万万不能将祖宗流传的茶苗流落出去了。
冯云山对于报纸会引起多大的反响不得而知，但他知道，光靠严惩的利剑悬在头顶，并不能制止官员发腐败。这其中，还有个高薪养廉的说法。于是乎，他让内务部私下在各级官员中宣布，所有中华帝国官员的俸禄将进行调整，调整后，俸禄比原本的俸禄多出近一倍的收入，虽然支出会多很多，但至少能避免一些因家穷被迫贪腐的官员。
至于这些支出，在如今经济实力渐强的中华帝国，已经负担得起了。
于是，帝国官员一片欢腾，庆幸俸禄增长的同时，也深感压力在肩。
建立类似于后世的香港和新加坡廉政公署制度？冯云山有些犹豫。
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个廉政公署制度，已经是后世历史上最为清廉有效的防范贪官的制度。在香港的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但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因此，这廉政公署制度必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冯云山担心的是中华帝国如今的发展水平，文盲遍地，国民刚刚在温饱线挣扎的发展程度，是否适用这个廉政公署制度？
要知道，廉政公署制度重要的是监督机制，监督的主体大众是普通百姓，要百姓有这个意识和素质才行。不仅仅是廉政公署官员要有高素质，连官员也要有较高的素质，还要民间百姓有较高素质，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为何廉政公署只能在像香港和新加坡这种缘富裕又小得地方才能成功实施。
而像中华帝国如今这样的情况，要搞什么廉政公署，冯云山觉得还不成熟。不过，在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之前，他还是决定试试，当然，只是套用其中的观念，很多具体做法，还是要结合眼下的实际情况来才行。
其实也不算完全是引用廉政公署制度，原本满清的都察院其实已经算比较完备的监察体系了。但因为整个满清腐败成风，整个根子烂掉了。都察院的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不但失去了自宋明以来巡视地方的权力，陷入到日益繁琐的程序性事务，而且，科道官员通过“风闻奏事”的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而给事中作为封驳官员，不但在管理上被划入都察院，视同御史，而且在实际政务运行过程中，已没有实际上的封驳权。在奏折制度和军机处创建后，重大军政事务高度机密，一般很难为外人道也，给事中连内容尚且不知，弹劾、封驳从何而来？
这也是当初乾隆年间爆发的甘肃冒赈案，这么大的群体贪腐案件，都察院竟一无所知，最后还要考乾隆亲自发现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冯云山最终决定在中华帝国设立一处单独的监察部，独立于司法部和内务部之外的监察机构，虽说，特务司也有部分在监视百官的职责，但特务司重点还是在特务侦查方面，监察百官，尤其是成立反贪防腐机制，监察部的成立很有必要！
新成立的监察部，只向皇帝冯云山负责。它机构相对独立，不易受其他的官员和衙门机构所干扰。监察部下设立反贪司、防贪司、综合司三个机构。
反贪司，顾名思义，便是将贪官调查出来，是整个监察部的最主要的机构。接受百姓举报贪污官员，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便成了反贪司的主要职责。
防贪司，则是巡视各级衙门和官员的日常行为，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
而综合司，则集反腐宣传、协调调查贪官、教育官员廉政等。而这综合司中，最主要的举措便是设立举报箱，放置在每个县城以上的城东门处，每月定期由反贪司官员进行收集归整，任何人，可以对贪官实行举报，监察部对举报人进行保密和保护。综合司将接收到的举报信息，转送给监察部部长过目后再转交给反贪司，由调查人员进行核实。
由于监察部直属皇帝管辖，检察部官员便拥有尚方宝剑一样，权力巨大，为避免监察部权力过大，冯云山又规定，监察部只能调查查处贪官，而不能当场处置贪官。处置贪官，则还是由司法部来进行。
而且，冯云山还借鉴后世经验，加强反腐的宣传。毕竟，最使贪污者心灵震撼的，还是民间大众的揭露和整个民间社会舆论的压力。冯云山规定，凡被举报的重大贪污案件，尤其那些知府以上官员，除监察部审查外，一旦被查出有牵连，便要报送内务部备档记录。若是被查出却有严重贪腐行为的，则不但在当地城门贴告示宣传，还要在贪官的籍贯地进行广而告之，让贪腐者整个家族蒙羞。因此，贪腐的代价对于这个时代好面子的读书人来说，颇大。
中华帝国太圣三年秋的最新一期《南方日报》上，头版赫然刊登了一则报道《帝国皇帝重拳出击，朝廷掀起反贪浪潮》。
这篇文章是篇类似后世的社论一样，刊发在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南方日报》的头版首页，可以说是帝国的喉舌了，凡是经常看报纸的官员和读书人、商贾等，都知道，帝国这是有一大变动才会如此。
果然，报纸文章里，最前面便是论述了贪腐的可恨和危害，明确了反贪防腐的重要性，提出朝廷出台《帝国官员管理章程》和《帝国反贪防贿赂章程》两个法令，不但要求帝国官员学习，还要个善贾、即将入仕的读书人都好好细读，并且明确列入最新的新选官员培训课程之中。
而在接下来的两三期《南方日报》中，一名署名“包不唐”笔名的人，接连在报纸上发布文章，长篇累牍地报道了反贪反腐文章，让天下震动。
首先是刊登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代的一桩大案：郭桓案。报纸上说的是洪武十八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刑部和都察院严加追查。结果，案子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朝廷大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近十万，可谓惊天一案。
这期的《南方日报》一出，凡是看报的人，特别是帝国官员，纷纷暗自猜疑不定。谁都知道，这《南方日报》就是帝国的官方报纸，皇帝的喉舌，这样的反贪故事一出，很明显，传递一种风向，以天下最为严苛、反腐最猛的皇帝朱元璋的反腐事件作为典型，无不传递出一个信息：当今皇上也要跟朱元璋一样，对贪官下死手了！
果然，接下来的几期，《南方日报》接连刊印了蒋有福、冯真林、张遂谋三人的蜕变过程，并直接宣布了处置结果，并且，将三人的身份一一点明，最低的刑罚也是斩首示众，不由让看过《南方日报》的众人大惊失色。
看样子，朝廷着手大规模反腐反贪，已经是确定无疑之事。
特别是产茶大省福建、浙江、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地方官员和茶商，看了《南方日报》中的冯真林伙同洋人出卖茶苗之事后，均惊出一身冷汗。一方面对于冯真林鄙夷不已，一方面又十分担心茶苗外流之事，纷纷上书请愿，要求严惩罪魁祸首，追回茶苗。同时，特别是茶商，特意告诫各地茶农，万万不能将祖宗流传的茶苗流落出去了。
冯云山对于报纸会引起多大的反响不得而知，但他知道，光靠严惩的利剑悬在头顶，并不能制止官员发腐败。这其中，还有个高薪养廉的说法。于是乎，他让内务部私下在各级官员中宣布，所有中华帝国官员的俸禄将进行调整，调整后，俸禄比原本的俸禄多出近一倍的收入，虽然支出会多很多，但至少能避免一些因家穷被迫贪腐的官员。
至于这些支出，在如今经济实力渐强的中华帝国，已经负担得起了。
于是，帝国官员一片欢腾，庆幸俸禄增长的同时，也深感压力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