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8章 齐国的路（五）
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
换而言之，由君主和国家扶植一批经营大型工商业的豪门，他们可以拥有垄断专营权，尤其是名义上海、山、矿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君这一“天经地义”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实施。
同样，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润的工商业比如煮盐、冶铁等，不允许竞争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进行经营。
这样，富商必须依附于君主，因为权力给了他们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积累谋利。
这是针对整个齐国上层的政策，这个政策将拉拢贵族、豪商，并且将他们牢牢地团结在君主的周围，形成一个封闭的上层社会。
整个变法的构想，都是在不以彻底和贵族决裂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
上天给了田和二十年的时间。
但田和却认为乱臣贼子太多，以至于自己这二十年都在忙于内斗，并没有时间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如今他的权力即将终结，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变上位的。
田和在这一刻，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构想的继承者，继续在国君的位置上带领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谈的时候，将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构想和田剡说出，并且实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连续性的。
首先，军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二十年前三晋伐齐、二十年前越国逼着齐侯在曲阜为越王驾车、伐最大败、费地大败……这几场战争全部都告负。
魏武卒、泗上义师、楚王新军、秦人锐军等等这些已经脱颖而出的军队，都已经进行了变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时代的封建义务兵。
火药和马镫的出现，使得战车已经不能够作为支柱兵种，两军交战擂鼓震天战车冲击决胜的时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经落寞，而南济水一战和赢邑决战更是为战车时代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战车时代的终结，不只是战车的终结，更是分封建制、专职武士、农兵徒卒军制的终结。
那么，建立一支常备军、一支完全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那就势在必行。
然而，建立这样一支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钱从何来？
一方面要用齐国学派的管子之学，充实国库。
另一方面，从贵族的身上弄钱。
以及继续实行“鱼盐之利”的国策，靠工商业搞钱。
前者可以用临淄的士阶层和那些学派的学者，他们无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权。
后者，从贵族身上弄钱，贵族肯定不会同意，想要从贵族身上搞钱，就必须要先给贵族一些好处。
所谓欲要取之必先与之。
所以要让部分贵族拥有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必须要贵族清楚，在天下都在开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个稳定的、能够给他们以依靠的君权是必须的。
给予贵族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既可以作为交换让贵族拿出军费，又可以让贵族利用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进行庄园经营、增加作为商品的粮食、发展一些利用封地农夫作为劳动力的手工业。
想要从富商身上弄钱，就需要一方面继续宣传“贵贱有别”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给予他们盐业、马匹、冶炼的开办权。
前者作为数百年的传统，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证商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比如如今中山国的乱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国政的一个信号，这是作为贵族的国君所担忧的。
同时，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虚爵”的豪商，使得他们离开了国君的权力就无法获利、但经营的同时又可以提供赋税、并且取得虚爵的贵族身份。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
换而言之，由君主和国家扶植一批经营大型工商业的豪门，他们可以拥有垄断专营权，尤其是名义上海、山、矿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君这一“天经地义”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实施。
同样，一些大型的、具有巨大利润的工商业比如煮盐、冶铁等，不允许竞争而是由君侯指定的富商进行经营。
这样，富商必须依附于君主，因为权力给了他们家族昌盛，而非自然的积累谋利。
这是针对整个齐国上层的政策，这个政策将拉拢贵族、豪商，并且将他们牢牢地团结在君主的周围，形成一个封闭的上层社会。
整个变法的构想，都是在不以彻底和贵族决裂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
上天给了田和二十年的时间。
但田和却认为乱臣贼子太多，以至于自己这二十年都在忙于内斗，并没有时间去实行自己的构想。
如今他的权力即将终结，即便田剡不是自己的子嗣、并且是靠政变上位的。
田和在这一刻，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构想的继承者，继续在国君的位置上带领田氏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他希望如此。
于是他想要等到和田剡相谈的时候，将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构想和田剡说出，并且实行。
田和的思路是有连续性的。
首先，军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二十年前三晋伐齐、二十年前越国逼着齐侯在曲阜为越王驾车、伐最大败、费地大败……这几场战争全部都告负。
魏武卒、泗上义师、楚王新军、秦人锐军等等这些已经脱颖而出的军队，都已经进行了变革，不再是原本春秋时代的封建义务兵。
火药和马镫的出现，使得战车已经不能够作为支柱兵种，两军交战擂鼓震天战车冲击决胜的时代，在十余年前的潡水已经落寞，而南济水一战和赢邑决战更是为战车时代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战车时代的终结，不只是战车的终结，更是分封建制、专职武士、农兵徒卒军制的终结。
那么，建立一支常备军、一支完全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那就势在必行。
然而，建立这样一支由国君掌握的大军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钱从何来？
一方面要用齐国学派的管子之学，充实国库。
另一方面，从贵族的身上弄钱。
以及继续实行“鱼盐之利”的国策，靠工商业搞钱。
前者可以用临淄的士阶层和那些学派的学者，他们无所依靠，只能依附于君权。
后者，从贵族身上弄钱，贵族肯定不会同意，想要从贵族身上搞钱，就必须要先给贵族一些好处。
所谓欲要取之必先与之。
所以要让部分贵族拥有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而且这一点必须要贵族清楚，在天下都在开阡陌破井田的大浪潮之下，一个稳定的、能够给他们以依靠的君权是必须的。
给予贵族完全控制封地农夫的权力，既可以作为交换让贵族拿出军费，又可以让贵族利用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进行庄园经营、增加作为商品的粮食、发展一些利用封地农夫作为劳动力的手工业。
想要从富商身上弄钱，就需要一方面继续宣传“贵贱有别”的想法，使得商人的地位天然低人一等；然后再扶植一批可以利用的商人，给予他们盐业、马匹、冶炼的开办权。
前者作为数百年的传统，商人的地位低下，可以保证商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比如如今中山国的乱子，那就是泗上那里的商人想要干涉国政的一个信号，这是作为贵族的国君所担忧的。
同时，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前提下，又扶植一些“虚爵”的豪商，使得他们离开了国君的权力就无法获利、但经营的同时又可以提供赋税、并且取得虚爵的贵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