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是失败的
我不常回父母家，和他们日渐生疏。多年来，若想要和亲戚们接触，大体要通过父母，因此，我和亲戚们几乎不存在日常接触，更加生疏。我几乎要忘了他们的存在。当然我不会忘记。
去年四月初，单位内部做了颠覆式的人员调整。这是一个漫长斗争过程的最终定论，一系列运动和运作的最后爆发。我成为被调整的对象，从原本有望进入领导层的骨干被调整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副主任。所在的部门只有四个人，已有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如今别人私下称我为“副副主任”，非常儿童化的语言。结果出来当天，我借口出差，和妻子交代几句，开车回到郊区的父母家。
我打算在乡下住一晚。这里有几近虚无的安静和不掺杂任何色彩的漆黑。读书的那些年，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夜间看书做作业，进而开始写小说的，度过了无数个对这个世界充满野心、形式上却与世隔绝的夜晚。当时老家还没有拆迁，我写作业和写作的场所，是偌大的厨房，当时的厨房极其壮观，前后两间，前面是吃饭的所在，碗橱、水缸和饭桌占据了主要的空间，后面一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几平方米的柴草间，另一半就是我待的地方，小桌子小凳子，一堆书，还有偷偷抽的烟。
我到家时，父母不在。我从来没有父母家的钥匙，这大概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缩影之一。我是客人，进门要提前知会。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略带责备地说：“你回来也不打一声招呼，我们正在芜湖喝喜酒，你自己看着办了吧！”我们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有亲戚都在南京，都在这个郊县，都在这个乡，从小到大我没有过长途跋涉和穿越时空的经历，这大概造就了我的局限与狭隘。他们去芜湖喝喜酒，想来是作为本地出嫁女子的亲友团过去的。我坐在车里抽烟，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我停车的地方是父母家楼下，拆迁后建造起来的小区，这个小区给人无边无际的感觉，更给人不断生长的感觉，不管是外在的扩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还是内部的生长。原来纯正的乡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市格局的小区，所谓“新农村”，以最快的速度显露出乡村的一面，人们纷纷在空地上种菜，在楼梯口架起煤炉，在地下室安置孤寡老人，在绿化带里养殖家禽，在六七点钟偃旗息鼓，让安静成为此处的主人，四处游荡，无处不在。当时是下午六点半，西天外渐渐由湛蓝变成苍白，由苍白变成灰暗，由灰暗向漆黑进发。我想，既然已经和老婆说了出差，那就去镇上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也确实需要至少一个晚上的时间梳理一下头绪。我可以不清楚自己何以被边缘化，但必须针对现在的处境做出对策，写明一二三四个步骤。看来，我还是企图改变现状的，不管是正面出击（也就是迅速而无耻地拍当权者的马屁）还是另辟蹊径，做一个不敢抬头的野心家，或者摆出骂骂咧咧愤世嫉俗的样子。
一个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玻璃，看到是大伯父，正对着我笑。大伯父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四十岁不到的样子，那时我刚有了人类与世界的感念，认识了他，他也处在绽放的壮年岁月。近距离看我才愕然发现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尽管神情和轮廓丝毫未变，但我对他的感觉从陌生变成更加陌生。我跳下车，和大伯父一起抽烟，告诉他我临时出差回来，路过父母家，结果他们不在。大伯父对我表示同情。经过一番来来回回，大伯父坐进车里给我指路，我们去他家吃饭。饭后是否住下来，到时再说。大伯父所在的村庄在村民的千呼万唤中最近拆迁了，他们搬进了这个小区，不过他们安顿好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父母也只去过一次。
六点多钟的小区里塞满了进进出出的小生意人、下班的人、散步的人、撒野的小孩、闲逛的狗和没有人家的野猫，偶尔还有几只鸡、鸭、鹅在晃悠，一些晒在地上的谷物和干货，一些在风中飘动的艳丽的内衣裤，一些春节时贴上去如今残破不堪的春联门神。很难走，一公里不到的距离，开车花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不过停车方便是这个小区的一大优势，空地很多。我停好车，折回来，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瓶酒，再折回来，又拿了两瓶。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家里有酒”，但他明显带着意外收获的喜悦，还伸着脖子看看我拿了什么酒。他好酒，终生不渝。
我对大伯父说：“二十年的赖茅，五十三度，很不错。”大伯父张大嘴笑了笑，对这个酒他大概不了解，随后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怪我们做长辈的教育你们，像你现在混得也不错了，有什么不好的酒就送给我们喝喝，你大伯父什么都不好就是好酒，也不要什么好酒，有酒就好过，你看你，平时也不回来，逢年过节的也见不到人……”我跟在他后面，踩着他的絮絮叨叨声朝五楼爬。“混得不错”，这几个字眼真让人苦涩，不在于我混得好或者差，而在于大家都认为你需要混。这是源自血液的观念。
我完全没有拜访大伯父家的打算，但真的遇到他，我也能应付。让我不能应付的是在大伯父家里的所见，在充满“世界梦想”“伟大复兴”等字眼的今天，难得看到这么寡淡空无的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分到的是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不算大，但几乎不能更少的家具和苍白的水泥地面让这里显得很大、很冷、很荒凉。这个四月的夜晚，我因为在大伯父家的客厅里而感到寒气逼人。大伯母看到我一阵惊喜，然后就忙着把各种菜往饭桌上端。我看了看那些菜，感觉既有昨天的，也有上个月的，可能还有去年的。我不知道大伯父家的饮食习惯，但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端出这么多菜，看上去又这么诱人，实属难得。大伯父让我坐一下，他还要再炒两个蔬菜。我也不推辞，在房间里随便转转。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三个房间，一个是大伯父他们的，一个堆满了杂物，一个虚掩着门，我知道这是堂姐的，但还是问大伯母，“这是小璐的房间吧？”大伯母连声回答“是”，我在她的声音没散去之前顺手推开了堂姐的房门，里面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会让人误以为堂姐还未嫁，一个硕大的笨重的等离子电视机占据了大片空间，几乎就是一堵墙了，这电视应该是她结婚时购买的，它的体积却不是性能非常适合结婚这种喜庆的事。看来，离婚后电视机留给她了。窗台下有一把古筝，我觉得挺意外，扭头问大伯母：“小璐学古筝啊？”大伯母说：“本来是想买给罗晓天学的，后来她自己学了。离婚后有段时间她特别想不开，听别人说弹琴能好一点儿，她就学了，学得还不错。”我心想，这哪跟哪，堂姐怎么在现实挫折面前反而抒情矫情起来。大伯父在炒菜的间隙里听到我们的话，怒吼一句：“学这个有屁用！”他又跳跃性地补充一句，“一个月才见一次罗晓天，还不给见，总是推三阻四，打打闹闹也没用”。我赶紧问他：“小璐晚上回来吗？”“六点下班，路远，七点左右到家，现在应该到镇上了。”
我想走进小璐的房间去看看，坐在床上休息一下，这在二十年前我们两小无猜时再平常不过，我和小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睡过好几个晚上，每次都是殴斗到实在累了才睡死过去，而打闹时完全不顾男女之别，身上不存在隐私部位。现在不同，怎么能走进一个离异妇女的卧室呢？我回到客厅坐下，客厅没有沙发电视那种格局，仅仅是大小不等的四把椅子面对着电视，中间是一个风格迥异的后现代茶几。我又抽烟，对大伯父喊着：“不要太费事了，随便吃点就可以。”大伯父喊道：“没事，小璐还没回来，等她回来一起吃。”他甚至哼起了小曲，不知道是想起了当年儿子学业有成、女儿含苞待放的幸福时光，还是为了中和一下刚才的愤怒。我觉得，他还是在为接下来的喝酒做盛大的铺垫，我偷偷乐了一下。
大伯父把两道菜端上桌子，把它们放在正中央，一道是小青菜炒青茄子，一道是山芋苗炒蚕豆，材料虽然常见，但如此搭配很少见，显得很私密，在一片惨淡的老年夫妇的日常生活里又充满了小资意味。两道菜被放在桌子中间，容光焕发，周围黑乎乎的七八道菜越发显得低调和谦卑，像单位里不得志不得势的老资格或后辈高手们。我对大伯父说：“这个小青菜炒青茄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伯父咧嘴一笑说：“你大伯父做了四十年厨师，侄子到我的新家来喝酒，我要露几手。你没提前说，不然你第一次见到的菜更多。”我说：“喝了酒我晚上就不回去了，不能开车。”“那就住我这里。”大伯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回头看看大伯母，她已经在默默地收拾那间被当作储藏室的房间了。那里有一张现成的床，床上原本堆满了生活杂物和各色食物，只要把它们挪开就可以。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表态，看着眼前的菜和被酒泡过多年的大伯父，我想喝酒了。
堂姐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看到我她吃惊不已，语无伦次地感叹了几句，接着还是感叹，再感叹。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地看着对方，不敢，除了因为大家已是成年男女，更因为陌生。多年不见了，我之于她大概只是一个符号，她只能从其他人的谈论中知道关于我的简单描述，这类描述可以用在千百万人身上。我对她也陌生，对我而言，她最让我觉得陌生的是失败的婚姻和惨烈的离婚过程。比这些更麻烦的是她不能按时按点见到自己的儿子，以及一个离异妇女的婚嫁问题。她似乎只能嫁给外地来本地谋生的穷苦人、本地上了年纪或身有残疾的人，再或者是同样离异的人了，这是惯例。她有这些问题，我大概不能和她好好聊这些，这让我们很陌生。我还是喝酒吧！
大伯父准备用一次性纸杯，我赶紧制止，连声说“玻璃杯玻璃杯”，他不耐烦地说：“你们就是讲究，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无奈，冲堂姐使眼色，她飞快地拿起杯子站起来，回来时换上了玻璃杯，冲我咧嘴笑笑。她笑起来的表情和大伯父高度相似，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辛酸往事还是茫然的现实让堂姐看上去非常动人，我再一次不敢看她。她突然说：“我也喝一点儿吧！”在大伯父一连串的嘟嘟囔囔声中她给自己倒了一点点。我又偷着笑了一下，大伯父显然是心疼酒，而不是心疼女儿，小璐喝点儿酒不需要谁心疼。我趁热赶紧吃了几口蔬菜，好吃，此外没有其他感觉。
我没有触景生情，记忆早就在提醒我，早十多年前，我读初中时，经常到镇上的大伯父家吃饭。当时的初中在镇子外围，我们则每天带米和菜，上午放到食堂蒸，中午时去寻找，找到自己的，拿出来吃。很多次，饭不熟，或者过烂，菜也常常洒了，甚至，饭盒不见了。当时我常常去火车站旁边的大伯父家吃饭，他们是否乐意，我眼下真无法判断，但是当时的大伯父一家，儿子读高中，成绩优异，堪称本地典范，放在古代，属于一定会高中举人衣锦还乡的角色；女儿，也就是小璐，虽然成绩一般般，无从谈起，但开始显山露水，出落得让人怦然心动。当时的大伯父一家正在被色彩绚丽的幸福未来强烈感染着，应该不会在乎我去吃饭。
喝酒的过程比较单调，我感觉调整的时间够了，就端起酒杯冲大伯父晃晃，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干一口。大家喝一口，然后吃菜，其间会互相问答。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因为如果堂哥还在世，大体上和我如今类似，落脚城市，在某个貌似不差的单位，扎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某些方面，会相对不错，某些方面则很弱，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去体会去攻克。大致如此。大伯父对我的现状非常关注，大概是希望从我身上窥见堂哥的出息有多大，生活如何过，是否幸福。
我则不希望他们问我太多，尤其是我在对现在的单位以及幕后的人治充满质疑的时刻。我使劲问他们问题，但是鉴于大伯父在丧子之痛之后又遭遇到女儿离异、外孙被判给男方，我不能问得太直截了当。我只能问：“小璐现在工作怎么样？”大伯父回答道：“还不错。”小璐补充说：“离家太远了，每天花在路上要两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正式工。”小璐在一家电信营业点上班，更多的信息我也没问。我又问：“大伯父你现在身体还不错吧？”大伯父说：“还能喝酒，一天两顿。”小璐补充说：“不能再喝了，每次喝多都要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整个人像痴呆了一样，我真担心你老年痴呆。”大伯父闻言瞪着小璐，他其实想说，“你管管你自己吧，怎么嫁出去”。但他没说，我们都知道。小璐也不会主动提及。
一顿酒，他们问了我百十个问题，我一一作答，除了当什么干部拿多少钱这种直截了当的问题外，他们都问了。而我也攒下了若干问题没有问他们。这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随着其他的问题而越发成为问题，更加让我好奇。虽然其中的一部分，答案昭然若揭，但不听到他们直接说出来，我还是存疑。“小璐为何离婚”“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没有中意的人家”“儿子怎么办”“收入怎么样”……这些问题不算多么尖锐，但是因为小璐本人在场，我没办法问出口。或者说，因为大伯父在场，我没办法问小璐。我坚信，如果我和小璐单独聊这些事，她无论与我有多少年没有联系，多么趋向陌生，还是会说的。
大伯母犹如隐形人，我们开始喝酒时，她来来去去，端菜拿碗递餐巾，后来又不见了，犹如一道阴影被阳光刺穿消散；后来她冷不丁地又出现了，问我们这个是否需要热一下，那个是不是不够。大伯父不耐烦地说没事，你忙你的。我问过几次大伯母为什么不一起吃饭，大伯父都是含糊过去，大伯母也很腼腆地解释说不急你们先吃。她如此解释了一辈子，现在更加自然。我没坚持，我不是到大伯父家来扭转他们的格局的，只是吃饭喝酒。后来，大伯母坐到桌子边上，大伯父不断地给她夹菜，但是大伯母很快又不见了。她犹如一只漆黑的猫在家里游走，不在乎得失与位置，别人如何实际上已经与她没有关系。
自从堂哥去世后，大伯母在原本沉默木讷的基础上显得更加脱离实际。堂哥病危的那几年，我看到过大伯母号啕大哭，看到过她一瞬间泪如雨下，看到过她像疯了一样奋力干活，也看到过她像婴儿一样瘫软在自己的弟弟妹妹怀里。后来堂哥去世，我既没有第一时间到现场，也没参加葬礼，跳过了整个环节，再见到大伯母时，堂姐已经结婚了，我看到的景象是大伯母对女婿赞不绝口，说任何话都会扯到心爱的女婿身上。这大概是最为无奈的对堂哥去世的弥补了，虽然内心深处大伯母疼痛难忍，但是女婿的前后张罗、神头鬼脸还是让她感到欣慰。好景不长的是，女婿有了外遇，小家庭有了矛盾，女婿屡教不改，小璐坚持离婚，女婿一家打打闹闹，离婚一事周围人人皆知，最后还是离婚了——可能也不得不离了。宝贝外孙被判给了男方。作为常见的处事方法，男方对大伯父一家采取了不让见外孙的报复手段。这是常见的处理方法，我们所看到的影视作品里那种离婚之后相安无事，孩子在父母之间游刃有余的情形完全没有发生。我感觉，大伯母从那之后几乎没有说过多余的话，她的生活和语言简约到了极致。但她愁苦的表情散发出一种让周围人都胆寒的气息。这也是大伯母给我最初的印象。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那时的大伯母，为未来揪心，战战兢兢，现在她是为过去心痛，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恰恰映衬出美好生活的昙花一现，短暂的快乐时光产生的近乎虚幻的幸福在一天天老去冰冷的大伯母身上尤其显得残忍。
或者说，大伯母还是在为未来忧心忡忡，她老了，未来被压缩在随便某一个清晨或者黄昏。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但她在任何方面都不是老大的架势，除了辛酸痛苦。
我们说了很多往事，交代了当前的很多事。但是我们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陌生，见外。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小璐一直说“不要客气”，我也没有客气，但是话说不到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喝完酒，我站起来随便走走，大伯母说：“房间收拾好了。”我看了看那个突然之间被收拾一新的房间，尤其是收拾得喜庆无比的床，有了一种想要离开的冲动。我怀疑床上的被单被套都是堂哥当年使用过的，他们舍不得扔，如今拿了出来；我更怀疑他们把我当作堂哥，如今，儿子回家，破天荒地要留宿一晚，于是好酒好饭好床招待。我几乎要哭出来。
大伯父对我说：“喝茶。”我坐回吃饭的位置，面前已经摆好了一杯浓茶。酒后喝茶其实是大忌，但我们就是如此这般地过来了，印象中此地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我自己平时酒后也喜欢喝茶，这样对胃非常不好，但是忍不住茶叶的诱惑，尤其是在一些枯燥无味但是酒喝得不少的饭局之后。我们喝茶，抽烟，中途我起身从包里拿出两包中华烟。几年前，我就开始习惯在包里永久性地准备一些散装的烟和一笔钱，以备突然情况。比如接到某个好朋友的电话说是遇到车祸或者遭遇麻烦之类。今天也算是突然情况，是自己出了状况，我失去了在单位原有的那些小小的权力，失去了继续升迁的希望和人模狗样的资本，流落到大伯父家。
我和大伯父几乎是面对面沉默着。电视里传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和澎湃的广告语，“让勇敢充满自己”“大师之作，价值典范”“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巴黎欧莱雅，你值得拥有”“一天两块五，上山打老虎”……我不知道大伯父每天面对广告时作何感想，现在，我觉得所有的广告都是在以虚假的气势鄙视乃至羞辱真实的日常生活，它的德行如同那种进城后的人们在鄙视同根同源的农村人。我努力问大伯父一些问题，既让他有话可说，也让他不至于难受。谈到福利时，大伯父比较高兴，和我列举学校最近一两年给他们发的各式各样的福利，橄榄油、围巾、被套、购物卡，等等。我确定他不是在暗示我什么，他只是真心地为一些工资之外的所得而高兴，好比这些是捡到的便宜，在丧失了堂哥这一人生的最大希望之后，大伯父把自己的希望与追求自动降格到最低，于是，每一分钱的意外所得他都觉得满足，如果可以，他会感恩与歌颂。
九点不到，小璐洗漱完毕，红着脸和我打招呼说，你们慢慢聊，我先进房间休息了。我觉得非常遗憾，遗憾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和她一起自然而然地走进房间，然后把门关上。或者说，我很遗憾自己不得不和大伯父坐在这里聊天，把成人之间的一些仪式履行完毕。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错过很多美好和有趣的事，但我毕竟不敢错过这一仪式。
继续枯坐一会儿，我起身，洗漱完毕，走进为我准备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发呆。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字，这对于习惯了文字的我而言是一种折磨。我应该倒头就睡，也确实因为喝酒而头昏眼花，但我睡不着，难受，并且觉得不安。我这算是什么呢，让大伯父一家“如临大敌”地招待我一晚，腾空了原本属于灰尘和杂物的房间。大伯父一家显然负担沉重，但是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他们还是给出了最为平和与温馨的招待，甚至包含了他们和我都难以言说的激动。
十点多钟，我出来上厕所。借着外面忽闪忽现的灯光，我看到茶杯茶叶还放在桌子上，于是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端进房间，随后又折回来，把水瓶也拎到房间里去，随后我端坐在床上，拉着被子盖住下半身，开始看手机里的小说。我手机里存储了大量的小说，以至于彼此抵消，没有一部让人愿意看，这就是盈余时代的悲哀。我选择了最为通俗易懂的《盗墓笔记》，看了几分钟，觉得毛骨悚然，我厌恶鬼怪一类的事物，心里发毛。换成《父母是最好的老师》看，但刚看到作者简介就十分厌恶，作者介绍自己时说到了她的女儿，早熟，市三好学生等，这让我断定这个女儿在这样的母亲的教育下生活得非常悲哀和不幸。这本书的说服力从何而来呢！再搜索一通，找到了《万历十五年》看，这本书我看过四五遍了，好几次出差都是带着纸质版，一两个晚上看一遍。现在重看，咬牙往前推进。
实际上我在想着小璐，她晚上也喝了不少酒，加上白天劳顿，现在应该睡了。我很希望她过来，或者允许我过去和她聊一聊过去、现在、未来。我很想问问她是否可以聊天，但是我手机里没有她的号码，没有大伯父家的电话号码。以往，想要找他们，通过父母就可以了，现在我身在大伯父的家里，却觉得和他们隔得很远。
当然我可以敲门、敲墙，或类似的原始方式，但是如此一来，就没有退路了，如果她接受，那就是姐弟之间的长谈，不接受，事情难免演变成男女亲戚之间的混乱和尴尬。我一直没有什么举动，坐在那里看书，虽然《万历十五年》的叙述很精彩，官员与皇帝们的处境很吸引人，但是我不能够融入其中，我被泥泞的现实和充满了霉味与悲哀氛围的大伯父家拖住了，不断抬头看看周围。真的是家徒四壁，石灰墙上除了灰尘和隐约的水渍，没有任何装饰，床靠墙，墙的苍白与冰冷倾斜在床上。这个房间里甚至没有电视机，大伯父他们认为我就该早早睡觉。此前他们问过我，要不要看电视，可以在客厅看，我说不用了，自己平时也不看电视的，他们于是把客厅的电视、灯全部关掉，躲进了自己的卧室。一切显露出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接近湮灭的气息。我也不好发出多大声音，窝在床上看书吧！
很快我坐着睡着了，酒精和焦躁让我一点点陷入麻木和昏睡。醒来时，口干舌燥，胃里不舒服，每咽一口唾沫都感觉刺痛。看看时间，十二点，我站起来打算上个厕所，然后睡觉。
推门出来，我愕然发现小璐坐在我刚才坐的座位上，一盏壁灯开着，光线落在餐桌上，小璐面前放着好几个大碗以及一个塑料袋。她冲我笑笑，我第一反应不是她笑起来很漂亮，而是这个时间出现在眼前的笑容异常恐怖——她还披散着长发。定定神，我看清桌子上的塑料袋里装满了豆子，红、黄、绿三种，小璐正在把豆子分开，一种放进一个碗里。我有点迷糊地问：“这么晚了还干活？”她看看我没说话。我发现所有这些豆子表面都有一种奇怪的光泽，作为稍懂古玩的人，我马上想到了“包浆”这个词，几乎要笑出来。我的猜测是对的，小璐对我说，这些都是她爸爸打发时间用的，好几年来，如果睡不着，他就把豆子给分开，要花好几个小时。然后她补充说：“我今天睡不着，可能是喝酒喝的。”我有点儿冲动地伸手抓住她的手腕，随即再一使劲，把她的手甩到一边，坚定地说：“别忙了，睡觉吧！”小璐顺从地站起来往房间走。她站起来那一刻我比较紧张，因为她如果说“还睡不着”，或者说“你再陪我说会儿话”，诸如此类，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不知道从下午到现在积累了好几个小时的郁悒会演化成什么样的事物，是冲动，还是承诺，或者是近乎邪恶的发泄。
好在她朝她自己朝北的房间径直走过去，我往洗手间走，嘟囔一句：“你搞半天豆子我都没听到一点儿声音。”她回头朝我笑笑，在昏暗的光线中表情越发苦楚，窗外闪过的车灯的光芒让她的身影猛然出现在墙上，又消失。她没有光辉，只有一种信徒的重负挂在脸上，虽然我知道她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在生活不顺后皈依了这个教，那个教。她学古筝，在我造访的夜晚捡起了父亲打发时光的豆子，她正介于发泄和放弃自我之间的那个阶段。
堂姐下班回家时，我就注意到她手腕上空空如也，没有当下很多女性手上的装饰或手表。于是，在一个月后的五一长假时，我没和父母多说一句就跑到大伯父家，给他送上了两桶四斤装的原浆酒，心里嘀咕着“看你能喝多长时间”，同时送上了一块手表，说是给小璐的。大伯父、大伯母没多问我理由，我反而有点儿忐忑，补充说：“前几年小璐结婚生小孩儿我都没回来，这个小礼物算是弥补一下。”大伯父疑惑地看着我，我也觉得好像非常牵强，赶紧说：“这个酒很好，六十八度，保证你喝得好。”大伯父留我吃饭，我说中午安排好了，在我舅舅家，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我说要和我父母说一声。于是我打电话，父亲勉勉强强同意了，他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大哥，却又对我明显努力而主动地和亲戚们接触高兴。
晚上，两家人坐到一起吃饭。父亲、大伯父和我喝酒，小璐不喝。有父亲在，我立刻成了配角，听他们说话，对其中疑惑的人或者事提问。一顿饭以正常偏快的速度吃完，照例是酒后喝茶，母亲和大伯母一起收拾着，小璐则两头跑，一会儿去给她们搭手，一会儿到我们这边给茶杯添水。这一次，大家完全没有提到已经遥远得不复存在的堂哥和人生陷入深渊的小璐。一切都是泛泛而谈，拉家常。而我则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我又回到了十来岁时的状态，他们是大人、成年人，是主角，我是配角，旁观者，无足轻重，甚至注定了将要与此无关。
很快到了国庆，我一年内第三次和大伯父坐下来喝酒，大伯父为我的到来甚至准备了螃蟹。我给他带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自己临时买的，没有给小璐带任何东西，毕竟我们是平辈。父母没有和我一起来，他们到底还是鼓励我自己去和亲戚们相处过日子的。大伯父对此很不高兴，说我父母嫌弃他们。这也不是事实，他自己说着说着也觉得应该见好就收了。我们喝酒，在秋高气爽的正午坐在阴暗的客厅里聊着以往的事，拆迁之前，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大伯父的表述太凌乱了，我很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小璐陪在一边，异乎寻常地沉默，我看到她手腕上的手表，我送的，她冲我笑笑，以示感谢，但没有一个字。
到了春节，在我即将回家前，父亲在电话里调侃我：“你要不要去你大伯父家？”我想了想说：“算了，没意思，你帮我送几件常见的礼物去他们家，说我没回家过年。”
我决定不再去大伯父吃饭喝酒了，可以说我嫌弃他们，也可以说我不想过多打扰他们。我真正的理由是和他们无话可说，我努力希望自己能够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推门就进去，坐下来就吃喝，但是这一状况不仅不合现实，我内心也排斥。我得承认，在大伯父一家的事情上，在和小璐恢复堂姐弟关系的事上，我努力过，但是快速失败了，可以说我努力得还不够，但无法知道什么叫够，因为完全没有一个目标出现在眼前。好在，总有人是失败的，快一年了，我在单位里的处境依然没有好转，在诸多同事眼里，我是本轮人事调整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已是定论，我无所谓，总有人是失败的，相对于早早变成灰烬的堂哥，相对于小璐，相对于大伯父大伯母，无论物质生活还是内心，我都已经富足得让自己都很羞愧了。
2012年
去年四月初，单位内部做了颠覆式的人员调整。这是一个漫长斗争过程的最终定论，一系列运动和运作的最后爆发。我成为被调整的对象，从原本有望进入领导层的骨干被调整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副主任。所在的部门只有四个人，已有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如今别人私下称我为“副副主任”，非常儿童化的语言。结果出来当天，我借口出差，和妻子交代几句，开车回到郊区的父母家。
我打算在乡下住一晚。这里有几近虚无的安静和不掺杂任何色彩的漆黑。读书的那些年，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夜间看书做作业，进而开始写小说的，度过了无数个对这个世界充满野心、形式上却与世隔绝的夜晚。当时老家还没有拆迁，我写作业和写作的场所，是偌大的厨房，当时的厨房极其壮观，前后两间，前面是吃饭的所在，碗橱、水缸和饭桌占据了主要的空间，后面一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几平方米的柴草间，另一半就是我待的地方，小桌子小凳子，一堆书，还有偷偷抽的烟。
我到家时，父母不在。我从来没有父母家的钥匙，这大概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缩影之一。我是客人，进门要提前知会。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略带责备地说：“你回来也不打一声招呼，我们正在芜湖喝喜酒，你自己看着办了吧！”我们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有亲戚都在南京，都在这个郊县，都在这个乡，从小到大我没有过长途跋涉和穿越时空的经历，这大概造就了我的局限与狭隘。他们去芜湖喝喜酒，想来是作为本地出嫁女子的亲友团过去的。我坐在车里抽烟，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我停车的地方是父母家楼下，拆迁后建造起来的小区，这个小区给人无边无际的感觉，更给人不断生长的感觉，不管是外在的扩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还是内部的生长。原来纯正的乡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市格局的小区，所谓“新农村”，以最快的速度显露出乡村的一面，人们纷纷在空地上种菜，在楼梯口架起煤炉，在地下室安置孤寡老人，在绿化带里养殖家禽，在六七点钟偃旗息鼓，让安静成为此处的主人，四处游荡，无处不在。当时是下午六点半，西天外渐渐由湛蓝变成苍白，由苍白变成灰暗，由灰暗向漆黑进发。我想，既然已经和老婆说了出差，那就去镇上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也确实需要至少一个晚上的时间梳理一下头绪。我可以不清楚自己何以被边缘化，但必须针对现在的处境做出对策，写明一二三四个步骤。看来，我还是企图改变现状的，不管是正面出击（也就是迅速而无耻地拍当权者的马屁）还是另辟蹊径，做一个不敢抬头的野心家，或者摆出骂骂咧咧愤世嫉俗的样子。
一个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玻璃，看到是大伯父，正对着我笑。大伯父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四十岁不到的样子，那时我刚有了人类与世界的感念，认识了他，他也处在绽放的壮年岁月。近距离看我才愕然发现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尽管神情和轮廓丝毫未变，但我对他的感觉从陌生变成更加陌生。我跳下车，和大伯父一起抽烟，告诉他我临时出差回来，路过父母家，结果他们不在。大伯父对我表示同情。经过一番来来回回，大伯父坐进车里给我指路，我们去他家吃饭。饭后是否住下来，到时再说。大伯父所在的村庄在村民的千呼万唤中最近拆迁了，他们搬进了这个小区，不过他们安顿好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父母也只去过一次。
六点多钟的小区里塞满了进进出出的小生意人、下班的人、散步的人、撒野的小孩、闲逛的狗和没有人家的野猫，偶尔还有几只鸡、鸭、鹅在晃悠，一些晒在地上的谷物和干货，一些在风中飘动的艳丽的内衣裤，一些春节时贴上去如今残破不堪的春联门神。很难走，一公里不到的距离，开车花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不过停车方便是这个小区的一大优势，空地很多。我停好车，折回来，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瓶酒，再折回来，又拿了两瓶。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家里有酒”，但他明显带着意外收获的喜悦，还伸着脖子看看我拿了什么酒。他好酒，终生不渝。
我对大伯父说：“二十年的赖茅，五十三度，很不错。”大伯父张大嘴笑了笑，对这个酒他大概不了解，随后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怪我们做长辈的教育你们，像你现在混得也不错了，有什么不好的酒就送给我们喝喝，你大伯父什么都不好就是好酒，也不要什么好酒，有酒就好过，你看你，平时也不回来，逢年过节的也见不到人……”我跟在他后面，踩着他的絮絮叨叨声朝五楼爬。“混得不错”，这几个字眼真让人苦涩，不在于我混得好或者差，而在于大家都认为你需要混。这是源自血液的观念。
我完全没有拜访大伯父家的打算，但真的遇到他，我也能应付。让我不能应付的是在大伯父家里的所见，在充满“世界梦想”“伟大复兴”等字眼的今天，难得看到这么寡淡空无的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分到的是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不算大，但几乎不能更少的家具和苍白的水泥地面让这里显得很大、很冷、很荒凉。这个四月的夜晚，我因为在大伯父家的客厅里而感到寒气逼人。大伯母看到我一阵惊喜，然后就忙着把各种菜往饭桌上端。我看了看那些菜，感觉既有昨天的，也有上个月的，可能还有去年的。我不知道大伯父家的饮食习惯，但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端出这么多菜，看上去又这么诱人，实属难得。大伯父让我坐一下，他还要再炒两个蔬菜。我也不推辞，在房间里随便转转。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三个房间，一个是大伯父他们的，一个堆满了杂物，一个虚掩着门，我知道这是堂姐的，但还是问大伯母，“这是小璐的房间吧？”大伯母连声回答“是”，我在她的声音没散去之前顺手推开了堂姐的房门，里面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会让人误以为堂姐还未嫁，一个硕大的笨重的等离子电视机占据了大片空间，几乎就是一堵墙了，这电视应该是她结婚时购买的，它的体积却不是性能非常适合结婚这种喜庆的事。看来，离婚后电视机留给她了。窗台下有一把古筝，我觉得挺意外，扭头问大伯母：“小璐学古筝啊？”大伯母说：“本来是想买给罗晓天学的，后来她自己学了。离婚后有段时间她特别想不开，听别人说弹琴能好一点儿，她就学了，学得还不错。”我心想，这哪跟哪，堂姐怎么在现实挫折面前反而抒情矫情起来。大伯父在炒菜的间隙里听到我们的话，怒吼一句：“学这个有屁用！”他又跳跃性地补充一句，“一个月才见一次罗晓天，还不给见，总是推三阻四，打打闹闹也没用”。我赶紧问他：“小璐晚上回来吗？”“六点下班，路远，七点左右到家，现在应该到镇上了。”
我想走进小璐的房间去看看，坐在床上休息一下，这在二十年前我们两小无猜时再平常不过，我和小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睡过好几个晚上，每次都是殴斗到实在累了才睡死过去，而打闹时完全不顾男女之别，身上不存在隐私部位。现在不同，怎么能走进一个离异妇女的卧室呢？我回到客厅坐下，客厅没有沙发电视那种格局，仅仅是大小不等的四把椅子面对着电视，中间是一个风格迥异的后现代茶几。我又抽烟，对大伯父喊着：“不要太费事了，随便吃点就可以。”大伯父喊道：“没事，小璐还没回来，等她回来一起吃。”他甚至哼起了小曲，不知道是想起了当年儿子学业有成、女儿含苞待放的幸福时光，还是为了中和一下刚才的愤怒。我觉得，他还是在为接下来的喝酒做盛大的铺垫，我偷偷乐了一下。
大伯父把两道菜端上桌子，把它们放在正中央，一道是小青菜炒青茄子，一道是山芋苗炒蚕豆，材料虽然常见，但如此搭配很少见，显得很私密，在一片惨淡的老年夫妇的日常生活里又充满了小资意味。两道菜被放在桌子中间，容光焕发，周围黑乎乎的七八道菜越发显得低调和谦卑，像单位里不得志不得势的老资格或后辈高手们。我对大伯父说：“这个小青菜炒青茄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伯父咧嘴一笑说：“你大伯父做了四十年厨师，侄子到我的新家来喝酒，我要露几手。你没提前说，不然你第一次见到的菜更多。”我说：“喝了酒我晚上就不回去了，不能开车。”“那就住我这里。”大伯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回头看看大伯母，她已经在默默地收拾那间被当作储藏室的房间了。那里有一张现成的床，床上原本堆满了生活杂物和各色食物，只要把它们挪开就可以。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表态，看着眼前的菜和被酒泡过多年的大伯父，我想喝酒了。
堂姐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看到我她吃惊不已，语无伦次地感叹了几句，接着还是感叹，再感叹。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地看着对方，不敢，除了因为大家已是成年男女，更因为陌生。多年不见了，我之于她大概只是一个符号，她只能从其他人的谈论中知道关于我的简单描述，这类描述可以用在千百万人身上。我对她也陌生，对我而言，她最让我觉得陌生的是失败的婚姻和惨烈的离婚过程。比这些更麻烦的是她不能按时按点见到自己的儿子，以及一个离异妇女的婚嫁问题。她似乎只能嫁给外地来本地谋生的穷苦人、本地上了年纪或身有残疾的人，再或者是同样离异的人了，这是惯例。她有这些问题，我大概不能和她好好聊这些，这让我们很陌生。我还是喝酒吧！
大伯父准备用一次性纸杯，我赶紧制止，连声说“玻璃杯玻璃杯”，他不耐烦地说：“你们就是讲究，有什么关系。”我有点儿无奈，冲堂姐使眼色，她飞快地拿起杯子站起来，回来时换上了玻璃杯，冲我咧嘴笑笑。她笑起来的表情和大伯父高度相似，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辛酸往事还是茫然的现实让堂姐看上去非常动人，我再一次不敢看她。她突然说：“我也喝一点儿吧！”在大伯父一连串的嘟嘟囔囔声中她给自己倒了一点点。我又偷着笑了一下，大伯父显然是心疼酒，而不是心疼女儿，小璐喝点儿酒不需要谁心疼。我趁热赶紧吃了几口蔬菜，好吃，此外没有其他感觉。
我没有触景生情，记忆早就在提醒我，早十多年前，我读初中时，经常到镇上的大伯父家吃饭。当时的初中在镇子外围，我们则每天带米和菜，上午放到食堂蒸，中午时去寻找，找到自己的，拿出来吃。很多次，饭不熟，或者过烂，菜也常常洒了，甚至，饭盒不见了。当时我常常去火车站旁边的大伯父家吃饭，他们是否乐意，我眼下真无法判断，但是当时的大伯父一家，儿子读高中，成绩优异，堪称本地典范，放在古代，属于一定会高中举人衣锦还乡的角色；女儿，也就是小璐，虽然成绩一般般，无从谈起，但开始显山露水，出落得让人怦然心动。当时的大伯父一家正在被色彩绚丽的幸福未来强烈感染着，应该不会在乎我去吃饭。
喝酒的过程比较单调，我感觉调整的时间够了，就端起酒杯冲大伯父晃晃，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干一口。大家喝一口，然后吃菜，其间会互相问答。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因为如果堂哥还在世，大体上和我如今类似，落脚城市，在某个貌似不差的单位，扎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某些方面，会相对不错，某些方面则很弱，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去体会去攻克。大致如此。大伯父对我的现状非常关注，大概是希望从我身上窥见堂哥的出息有多大，生活如何过，是否幸福。
我则不希望他们问我太多，尤其是我在对现在的单位以及幕后的人治充满质疑的时刻。我使劲问他们问题，但是鉴于大伯父在丧子之痛之后又遭遇到女儿离异、外孙被判给男方，我不能问得太直截了当。我只能问：“小璐现在工作怎么样？”大伯父回答道：“还不错。”小璐补充说：“离家太远了，每天花在路上要两个小时，而且还不是正式工。”小璐在一家电信营业点上班，更多的信息我也没问。我又问：“大伯父你现在身体还不错吧？”大伯父说：“还能喝酒，一天两顿。”小璐补充说：“不能再喝了，每次喝多都要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整个人像痴呆了一样，我真担心你老年痴呆。”大伯父闻言瞪着小璐，他其实想说，“你管管你自己吧，怎么嫁出去”。但他没说，我们都知道。小璐也不会主动提及。
一顿酒，他们问了我百十个问题，我一一作答，除了当什么干部拿多少钱这种直截了当的问题外，他们都问了。而我也攒下了若干问题没有问他们。这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随着其他的问题而越发成为问题，更加让我好奇。虽然其中的一部分，答案昭然若揭，但不听到他们直接说出来，我还是存疑。“小璐为何离婚”“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没有中意的人家”“儿子怎么办”“收入怎么样”……这些问题不算多么尖锐，但是因为小璐本人在场，我没办法问出口。或者说，因为大伯父在场，我没办法问小璐。我坚信，如果我和小璐单独聊这些事，她无论与我有多少年没有联系，多么趋向陌生，还是会说的。
大伯母犹如隐形人，我们开始喝酒时，她来来去去，端菜拿碗递餐巾，后来又不见了，犹如一道阴影被阳光刺穿消散；后来她冷不丁地又出现了，问我们这个是否需要热一下，那个是不是不够。大伯父不耐烦地说没事，你忙你的。我问过几次大伯母为什么不一起吃饭，大伯父都是含糊过去，大伯母也很腼腆地解释说不急你们先吃。她如此解释了一辈子，现在更加自然。我没坚持，我不是到大伯父家来扭转他们的格局的，只是吃饭喝酒。后来，大伯母坐到桌子边上，大伯父不断地给她夹菜，但是大伯母很快又不见了。她犹如一只漆黑的猫在家里游走，不在乎得失与位置，别人如何实际上已经与她没有关系。
自从堂哥去世后，大伯母在原本沉默木讷的基础上显得更加脱离实际。堂哥病危的那几年，我看到过大伯母号啕大哭，看到过她一瞬间泪如雨下，看到过她像疯了一样奋力干活，也看到过她像婴儿一样瘫软在自己的弟弟妹妹怀里。后来堂哥去世，我既没有第一时间到现场，也没参加葬礼，跳过了整个环节，再见到大伯母时，堂姐已经结婚了，我看到的景象是大伯母对女婿赞不绝口，说任何话都会扯到心爱的女婿身上。这大概是最为无奈的对堂哥去世的弥补了，虽然内心深处大伯母疼痛难忍，但是女婿的前后张罗、神头鬼脸还是让她感到欣慰。好景不长的是，女婿有了外遇，小家庭有了矛盾，女婿屡教不改，小璐坚持离婚，女婿一家打打闹闹，离婚一事周围人人皆知，最后还是离婚了——可能也不得不离了。宝贝外孙被判给了男方。作为常见的处事方法，男方对大伯父一家采取了不让见外孙的报复手段。这是常见的处理方法，我们所看到的影视作品里那种离婚之后相安无事，孩子在父母之间游刃有余的情形完全没有发生。我感觉，大伯母从那之后几乎没有说过多余的话，她的生活和语言简约到了极致。但她愁苦的表情散发出一种让周围人都胆寒的气息。这也是大伯母给我最初的印象。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那时的大伯母，为未来揪心，战战兢兢，现在她是为过去心痛，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恰恰映衬出美好生活的昙花一现，短暂的快乐时光产生的近乎虚幻的幸福在一天天老去冰冷的大伯母身上尤其显得残忍。
或者说，大伯母还是在为未来忧心忡忡，她老了，未来被压缩在随便某一个清晨或者黄昏。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但她在任何方面都不是老大的架势，除了辛酸痛苦。
我们说了很多往事，交代了当前的很多事。但是我们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陌生，见外。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小璐一直说“不要客气”，我也没有客气，但是话说不到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喝完酒，我站起来随便走走，大伯母说：“房间收拾好了。”我看了看那个突然之间被收拾一新的房间，尤其是收拾得喜庆无比的床，有了一种想要离开的冲动。我怀疑床上的被单被套都是堂哥当年使用过的，他们舍不得扔，如今拿了出来；我更怀疑他们把我当作堂哥，如今，儿子回家，破天荒地要留宿一晚，于是好酒好饭好床招待。我几乎要哭出来。
大伯父对我说：“喝茶。”我坐回吃饭的位置，面前已经摆好了一杯浓茶。酒后喝茶其实是大忌，但我们就是如此这般地过来了，印象中此地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我自己平时酒后也喜欢喝茶，这样对胃非常不好，但是忍不住茶叶的诱惑，尤其是在一些枯燥无味但是酒喝得不少的饭局之后。我们喝茶，抽烟，中途我起身从包里拿出两包中华烟。几年前，我就开始习惯在包里永久性地准备一些散装的烟和一笔钱，以备突然情况。比如接到某个好朋友的电话说是遇到车祸或者遭遇麻烦之类。今天也算是突然情况，是自己出了状况，我失去了在单位原有的那些小小的权力，失去了继续升迁的希望和人模狗样的资本，流落到大伯父家。
我和大伯父几乎是面对面沉默着。电视里传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和澎湃的广告语，“让勇敢充满自己”“大师之作，价值典范”“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巴黎欧莱雅，你值得拥有”“一天两块五，上山打老虎”……我不知道大伯父每天面对广告时作何感想，现在，我觉得所有的广告都是在以虚假的气势鄙视乃至羞辱真实的日常生活，它的德行如同那种进城后的人们在鄙视同根同源的农村人。我努力问大伯父一些问题，既让他有话可说，也让他不至于难受。谈到福利时，大伯父比较高兴，和我列举学校最近一两年给他们发的各式各样的福利，橄榄油、围巾、被套、购物卡，等等。我确定他不是在暗示我什么，他只是真心地为一些工资之外的所得而高兴，好比这些是捡到的便宜，在丧失了堂哥这一人生的最大希望之后，大伯父把自己的希望与追求自动降格到最低，于是，每一分钱的意外所得他都觉得满足，如果可以，他会感恩与歌颂。
九点不到，小璐洗漱完毕，红着脸和我打招呼说，你们慢慢聊，我先进房间休息了。我觉得非常遗憾，遗憾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和她一起自然而然地走进房间，然后把门关上。或者说，我很遗憾自己不得不和大伯父坐在这里聊天，把成人之间的一些仪式履行完毕。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错过很多美好和有趣的事，但我毕竟不敢错过这一仪式。
继续枯坐一会儿，我起身，洗漱完毕，走进为我准备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发呆。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字，这对于习惯了文字的我而言是一种折磨。我应该倒头就睡，也确实因为喝酒而头昏眼花，但我睡不着，难受，并且觉得不安。我这算是什么呢，让大伯父一家“如临大敌”地招待我一晚，腾空了原本属于灰尘和杂物的房间。大伯父一家显然负担沉重，但是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他们还是给出了最为平和与温馨的招待，甚至包含了他们和我都难以言说的激动。
十点多钟，我出来上厕所。借着外面忽闪忽现的灯光，我看到茶杯茶叶还放在桌子上，于是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端进房间，随后又折回来，把水瓶也拎到房间里去，随后我端坐在床上，拉着被子盖住下半身，开始看手机里的小说。我手机里存储了大量的小说，以至于彼此抵消，没有一部让人愿意看，这就是盈余时代的悲哀。我选择了最为通俗易懂的《盗墓笔记》，看了几分钟，觉得毛骨悚然，我厌恶鬼怪一类的事物，心里发毛。换成《父母是最好的老师》看，但刚看到作者简介就十分厌恶，作者介绍自己时说到了她的女儿，早熟，市三好学生等，这让我断定这个女儿在这样的母亲的教育下生活得非常悲哀和不幸。这本书的说服力从何而来呢！再搜索一通，找到了《万历十五年》看，这本书我看过四五遍了，好几次出差都是带着纸质版，一两个晚上看一遍。现在重看，咬牙往前推进。
实际上我在想着小璐，她晚上也喝了不少酒，加上白天劳顿，现在应该睡了。我很希望她过来，或者允许我过去和她聊一聊过去、现在、未来。我很想问问她是否可以聊天，但是我手机里没有她的号码，没有大伯父家的电话号码。以往，想要找他们，通过父母就可以了，现在我身在大伯父的家里，却觉得和他们隔得很远。
当然我可以敲门、敲墙，或类似的原始方式，但是如此一来，就没有退路了，如果她接受，那就是姐弟之间的长谈，不接受，事情难免演变成男女亲戚之间的混乱和尴尬。我一直没有什么举动，坐在那里看书，虽然《万历十五年》的叙述很精彩，官员与皇帝们的处境很吸引人，但是我不能够融入其中，我被泥泞的现实和充满了霉味与悲哀氛围的大伯父家拖住了，不断抬头看看周围。真的是家徒四壁，石灰墙上除了灰尘和隐约的水渍，没有任何装饰，床靠墙，墙的苍白与冰冷倾斜在床上。这个房间里甚至没有电视机，大伯父他们认为我就该早早睡觉。此前他们问过我，要不要看电视，可以在客厅看，我说不用了，自己平时也不看电视的，他们于是把客厅的电视、灯全部关掉，躲进了自己的卧室。一切显露出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接近湮灭的气息。我也不好发出多大声音，窝在床上看书吧！
很快我坐着睡着了，酒精和焦躁让我一点点陷入麻木和昏睡。醒来时，口干舌燥，胃里不舒服，每咽一口唾沫都感觉刺痛。看看时间，十二点，我站起来打算上个厕所，然后睡觉。
推门出来，我愕然发现小璐坐在我刚才坐的座位上，一盏壁灯开着，光线落在餐桌上，小璐面前放着好几个大碗以及一个塑料袋。她冲我笑笑，我第一反应不是她笑起来很漂亮，而是这个时间出现在眼前的笑容异常恐怖——她还披散着长发。定定神，我看清桌子上的塑料袋里装满了豆子，红、黄、绿三种，小璐正在把豆子分开，一种放进一个碗里。我有点迷糊地问：“这么晚了还干活？”她看看我没说话。我发现所有这些豆子表面都有一种奇怪的光泽，作为稍懂古玩的人，我马上想到了“包浆”这个词，几乎要笑出来。我的猜测是对的，小璐对我说，这些都是她爸爸打发时间用的，好几年来，如果睡不着，他就把豆子给分开，要花好几个小时。然后她补充说：“我今天睡不着，可能是喝酒喝的。”我有点儿冲动地伸手抓住她的手腕，随即再一使劲，把她的手甩到一边，坚定地说：“别忙了，睡觉吧！”小璐顺从地站起来往房间走。她站起来那一刻我比较紧张，因为她如果说“还睡不着”，或者说“你再陪我说会儿话”，诸如此类，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不知道从下午到现在积累了好几个小时的郁悒会演化成什么样的事物，是冲动，还是承诺，或者是近乎邪恶的发泄。
好在她朝她自己朝北的房间径直走过去，我往洗手间走，嘟囔一句：“你搞半天豆子我都没听到一点儿声音。”她回头朝我笑笑，在昏暗的光线中表情越发苦楚，窗外闪过的车灯的光芒让她的身影猛然出现在墙上，又消失。她没有光辉，只有一种信徒的重负挂在脸上，虽然我知道她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在生活不顺后皈依了这个教，那个教。她学古筝，在我造访的夜晚捡起了父亲打发时光的豆子，她正介于发泄和放弃自我之间的那个阶段。
堂姐下班回家时，我就注意到她手腕上空空如也，没有当下很多女性手上的装饰或手表。于是，在一个月后的五一长假时，我没和父母多说一句就跑到大伯父家，给他送上了两桶四斤装的原浆酒，心里嘀咕着“看你能喝多长时间”，同时送上了一块手表，说是给小璐的。大伯父、大伯母没多问我理由，我反而有点儿忐忑，补充说：“前几年小璐结婚生小孩儿我都没回来，这个小礼物算是弥补一下。”大伯父疑惑地看着我，我也觉得好像非常牵强，赶紧说：“这个酒很好，六十八度，保证你喝得好。”大伯父留我吃饭，我说中午安排好了，在我舅舅家，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我说要和我父母说一声。于是我打电话，父亲勉勉强强同意了，他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大哥，却又对我明显努力而主动地和亲戚们接触高兴。
晚上，两家人坐到一起吃饭。父亲、大伯父和我喝酒，小璐不喝。有父亲在，我立刻成了配角，听他们说话，对其中疑惑的人或者事提问。一顿饭以正常偏快的速度吃完，照例是酒后喝茶，母亲和大伯母一起收拾着，小璐则两头跑，一会儿去给她们搭手，一会儿到我们这边给茶杯添水。这一次，大家完全没有提到已经遥远得不复存在的堂哥和人生陷入深渊的小璐。一切都是泛泛而谈，拉家常。而我则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我又回到了十来岁时的状态，他们是大人、成年人，是主角，我是配角，旁观者，无足轻重，甚至注定了将要与此无关。
很快到了国庆，我一年内第三次和大伯父坐下来喝酒，大伯父为我的到来甚至准备了螃蟹。我给他带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自己临时买的，没有给小璐带任何东西，毕竟我们是平辈。父母没有和我一起来，他们到底还是鼓励我自己去和亲戚们相处过日子的。大伯父对此很不高兴，说我父母嫌弃他们。这也不是事实，他自己说着说着也觉得应该见好就收了。我们喝酒，在秋高气爽的正午坐在阴暗的客厅里聊着以往的事，拆迁之前，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大伯父的表述太凌乱了，我很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小璐陪在一边，异乎寻常地沉默，我看到她手腕上的手表，我送的，她冲我笑笑，以示感谢，但没有一个字。
到了春节，在我即将回家前，父亲在电话里调侃我：“你要不要去你大伯父家？”我想了想说：“算了，没意思，你帮我送几件常见的礼物去他们家，说我没回家过年。”
我决定不再去大伯父吃饭喝酒了，可以说我嫌弃他们，也可以说我不想过多打扰他们。我真正的理由是和他们无话可说，我努力希望自己能够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推门就进去，坐下来就吃喝，但是这一状况不仅不合现实，我内心也排斥。我得承认，在大伯父一家的事情上，在和小璐恢复堂姐弟关系的事上，我努力过，但是快速失败了，可以说我努力得还不够，但无法知道什么叫够，因为完全没有一个目标出现在眼前。好在，总有人是失败的，快一年了，我在单位里的处境依然没有好转，在诸多同事眼里，我是本轮人事调整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已是定论，我无所谓，总有人是失败的，相对于早早变成灰烬的堂哥，相对于小璐，相对于大伯父大伯母，无论物质生活还是内心，我都已经富足得让自己都很羞愧了。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