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章 奔赴海外秘密情报战场
这次任务和我以前执行的任务并不一样，之前我执行的秘密任务一般来说都是秘密调查之类的，最多就是面对紧急情况拼战斗力，相对来说对我的战斗能力要求要高些。而这次我将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保安机构，虽然他们的效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的情报搜集能力、案件调查能力和应对突发紧急情况的战斗能力都是世界闻名的，绝对不能小觑。尤其这回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行动，稍不注意就会被成百上千双眼睛盯上。
这回情况要特殊一些，我暂时还没有告诉小花和李玄清，让他们先好好放几天假。为了掌握住这个史密斯，我和那位前华盛顿站长一起研究这个人的履历和心理。
史密斯，1972年出生在洛杉矶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9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政治系，199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国际战略情报研究人员，一直工作到现在。他公开的身份一直是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局的研究员。这样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参加各国驻美使领馆的活动，以便搜集各种情报。
史密斯是一个典型的好美国人，父母是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属于有色人种，南美后裔。没有吸毒、滥交、酗酒的习惯，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在星条旗下长大，每星期高喊一次上帝保佑美国”。要知道，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时候比我们的还要肉麻和“说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更加会“洗脑”。
普通美国人对于上帝要求美国拯救世界的民主和和平以及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价值观都深信不疑，这也是很多国家出现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活跃分子会提出要为他们的敌对国家--“红色中国”（虽然自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没有再在正式的宣传媒体上称呼中国为“红色中国”，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私底下一直是这么称呼的）工作。不过他还是这么做了。
我和站长都认为史密斯不可能是伪装投效，像他那样的高级官员（其实中情局CIA的主要核心业务还是情报汇总和分析以供美国的决策高层参考，在海外搞情报、进行暗杀、煽动颠覆政权活动等秘密行动并不是他们的核心任务，有些时候这些秘密任务是由CIA牵头，其他秘密机构如国防情报局等负责具体实施的。像史密斯这样的高级情报分析师相对来说地位更高，行政级别和保密权限都高于地区情报站站长，有时候甚至还能列席国家安全会议，直接接受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咨询。）是不可能来搞这种低层次特工的工作的，除非他和中情局的高层有矛盾。
另外，史密斯并不缺钱，据说他这个人有点清教徒的作风，对于奢华的生活并不感冒。他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他的妻子苏珊的父亲曾经是华尔街的期货投资人，去世后留给他们近千万美元的遗产。显然他不会像当年轰动一时的詹姆斯那样是为了钱来投靠我们的。余下的可能只能是他“喜欢游戏本身”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后者我和站长都不太相信）。
对于美国的反情报机关，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从内部资料上看到，他们的能力非常强大，不能大意。不过老站长认为美国佬的人力监视能力并没有这么夸张，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如果真有那么神，当年也就不会闹出轰动一时的詹姆斯间谍案了。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弱点，对付联邦调查局等反情报机关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冥思苦想了几个晚上，翻了好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后，想出了一套欺骗那些美国密探和如何与史密斯接头的方案。在得到几位领导的首肯后，我开始做准备了，先去部里的器材研究所学习熟练操作几种反窃听仪器的使用，然后向我们的研究人员说明了我要求的仪器的性能指标，由他们负责制作，另外和我们研究电子技术的专家探讨了对抗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侦查手段的方法。
只不过王云锋处长和铁柱副处长经过研究之后还是决定让小花扮成我的夫人和我一起赴美国执行这次任务，理由是可以协助我工作，而李玄清留在国内负责跟进我们前几次任务搜集到的样本的分析研究进展。
铁柱副处长还眨着眼睛，一脸坏笑地对我说：“天翔，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哈哈！”
我也是无语了。
在后来，就是和小花说明到了美国后的一些注意事项，为此还专门训练了她（尽管我很不想把她卷进这种事情当中来，但是有些事情的确需要一位“夫人”配合，训练她总比让部里面的海外情报处给我另外派一位“夫人”好。至少我和小花还熟悉一些，另外派一个陌生人感觉还挺尴尬的）。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国家安全部向美国驻望京大使馆的安全联络官员做了通报，将派一名官员接替已经在华盛顿派驻2年的反恐情报联络官。
三天以后，当我和我小花手持红皮护照，从外交人员通道免检踏出国门的时候，我感到我居然像第一次执行任务时那样，紧张、兴奋又有点茫然。对于前方的道路，我知道的不多，有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带来血腥、带来恐惧的东西挡在我的面前，但是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在10多个小时的飞行旅途中，小花倒在了座椅上，甜甜地睡去，而我却感觉不到睡意。
我在思考，思考我的过去，思考我的童年，思考我的军人时代，思考我的充满艰险的特工生涯。莫名其妙地，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此去美国，很可能将会有重大发现。曾经当过兵又来做特工，一直在腥风血雨中摸爬滚打的工作已经让我的思考局限于和某几个敌人的战斗，而从来没有认真细想过我战斗的意义和价值，想过我的工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某一种作用。虽然有些问题一时还没想出答案，但我知道，我爱我的祖国，我随时愿意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就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当客机伸出起落架，降落在华盛顿国际机场的跑道时，我明白我的美国冒险开始了！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美国，不过小花很陶醉于美国的山山水水，当然这是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身后的那帮FBI密探们知道她是个爱玩的女孩子。
等到我以中国海外反恐情报联络官身份开始工作之后才发现情况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派到华盛顿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可干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让中国和美国的特工们看对方时总有那么点怨气，通俗点说就是互看不顺眼，因此大家都不会很情愿地把自己辛辛苦苦搞到的情报“交流”给对方。
中国和美国情报界的共同语言只局限于那些藏头露尾的恐怖组织，但是就连恐怖组织的定义这样基本的问题大家都有争议，像“东突”组织在我们看来就是恐怖组织，美方却认为他们属于反政府武装，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中美双方的特工们整天吵个不停，所以实际上反恐怖的情报交流内容是极其有限的。就因为这样，除了和华盛顿的反恐怖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搞搞交际之外，我基本上整天都在琢磨怎么在CIA、FBI的反情报工作人员面前演戏。
这回情况要特殊一些，我暂时还没有告诉小花和李玄清，让他们先好好放几天假。为了掌握住这个史密斯，我和那位前华盛顿站长一起研究这个人的履历和心理。
史密斯，1972年出生在洛杉矶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9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政治系，199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国际战略情报研究人员，一直工作到现在。他公开的身份一直是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局的研究员。这样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参加各国驻美使领馆的活动，以便搜集各种情报。
史密斯是一个典型的好美国人，父母是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属于有色人种，南美后裔。没有吸毒、滥交、酗酒的习惯，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在星条旗下长大，每星期高喊一次上帝保佑美国”。要知道，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时候比我们的还要肉麻和“说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更加会“洗脑”。
普通美国人对于上帝要求美国拯救世界的民主和和平以及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价值观都深信不疑，这也是很多国家出现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活跃分子会提出要为他们的敌对国家--“红色中国”（虽然自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没有再在正式的宣传媒体上称呼中国为“红色中国”，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私底下一直是这么称呼的）工作。不过他还是这么做了。
我和站长都认为史密斯不可能是伪装投效，像他那样的高级官员（其实中情局CIA的主要核心业务还是情报汇总和分析以供美国的决策高层参考，在海外搞情报、进行暗杀、煽动颠覆政权活动等秘密行动并不是他们的核心任务，有些时候这些秘密任务是由CIA牵头，其他秘密机构如国防情报局等负责具体实施的。像史密斯这样的高级情报分析师相对来说地位更高，行政级别和保密权限都高于地区情报站站长，有时候甚至还能列席国家安全会议，直接接受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咨询。）是不可能来搞这种低层次特工的工作的，除非他和中情局的高层有矛盾。
另外，史密斯并不缺钱，据说他这个人有点清教徒的作风，对于奢华的生活并不感冒。他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他的妻子苏珊的父亲曾经是华尔街的期货投资人，去世后留给他们近千万美元的遗产。显然他不会像当年轰动一时的詹姆斯那样是为了钱来投靠我们的。余下的可能只能是他“喜欢游戏本身”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后者我和站长都不太相信）。
对于美国的反情报机关，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从内部资料上看到，他们的能力非常强大，不能大意。不过老站长认为美国佬的人力监视能力并没有这么夸张，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如果真有那么神，当年也就不会闹出轰动一时的詹姆斯间谍案了。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弱点，对付联邦调查局等反情报机关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冥思苦想了几个晚上，翻了好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后，想出了一套欺骗那些美国密探和如何与史密斯接头的方案。在得到几位领导的首肯后，我开始做准备了，先去部里的器材研究所学习熟练操作几种反窃听仪器的使用，然后向我们的研究人员说明了我要求的仪器的性能指标，由他们负责制作，另外和我们研究电子技术的专家探讨了对抗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侦查手段的方法。
只不过王云锋处长和铁柱副处长经过研究之后还是决定让小花扮成我的夫人和我一起赴美国执行这次任务，理由是可以协助我工作，而李玄清留在国内负责跟进我们前几次任务搜集到的样本的分析研究进展。
铁柱副处长还眨着眼睛，一脸坏笑地对我说：“天翔，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哈哈！”
我也是无语了。
在后来，就是和小花说明到了美国后的一些注意事项，为此还专门训练了她（尽管我很不想把她卷进这种事情当中来，但是有些事情的确需要一位“夫人”配合，训练她总比让部里面的海外情报处给我另外派一位“夫人”好。至少我和小花还熟悉一些，另外派一个陌生人感觉还挺尴尬的）。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国家安全部向美国驻望京大使馆的安全联络官员做了通报，将派一名官员接替已经在华盛顿派驻2年的反恐情报联络官。
三天以后，当我和我小花手持红皮护照，从外交人员通道免检踏出国门的时候，我感到我居然像第一次执行任务时那样，紧张、兴奋又有点茫然。对于前方的道路，我知道的不多，有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带来血腥、带来恐惧的东西挡在我的面前，但是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在10多个小时的飞行旅途中，小花倒在了座椅上，甜甜地睡去，而我却感觉不到睡意。
我在思考，思考我的过去，思考我的童年，思考我的军人时代，思考我的充满艰险的特工生涯。莫名其妙地，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此去美国，很可能将会有重大发现。曾经当过兵又来做特工，一直在腥风血雨中摸爬滚打的工作已经让我的思考局限于和某几个敌人的战斗，而从来没有认真细想过我战斗的意义和价值，想过我的工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某一种作用。虽然有些问题一时还没想出答案，但我知道，我爱我的祖国，我随时愿意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就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当客机伸出起落架，降落在华盛顿国际机场的跑道时，我明白我的美国冒险开始了！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美国，不过小花很陶醉于美国的山山水水，当然这是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身后的那帮FBI密探们知道她是个爱玩的女孩子。
等到我以中国海外反恐情报联络官身份开始工作之后才发现情况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派到华盛顿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可干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让中国和美国的特工们看对方时总有那么点怨气，通俗点说就是互看不顺眼，因此大家都不会很情愿地把自己辛辛苦苦搞到的情报“交流”给对方。
中国和美国情报界的共同语言只局限于那些藏头露尾的恐怖组织，但是就连恐怖组织的定义这样基本的问题大家都有争议，像“东突”组织在我们看来就是恐怖组织，美方却认为他们属于反政府武装，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中美双方的特工们整天吵个不停，所以实际上反恐怖的情报交流内容是极其有限的。就因为这样，除了和华盛顿的反恐怖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搞搞交际之外，我基本上整天都在琢磨怎么在CIA、FBI的反情报工作人员面前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