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四章 崖山所遗
虽然对于戴博文手中的这传国玉玺的真伪还存在疑虑。但雷涛也不能贸然断定这东西就是假的。
由于这枚玉玺的经历太过传奇，多次遗失又多次现世，而且每次现世之后总有人会考证现世的是真品，自然也有人考证那是仿造的赝品。如此忽隐忽现的结果就是这传国玉玺的真伪谁也说不清了。
雷涛接过这玉玺仔细的端详着，他看得非常仔细。特别是两处增刻的字迹，一处是曹丕在传国玺肩部增刻了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这是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后，让工匠补刻上去的，以证明其接受禅让并非“篡汉”，显示其国统的合法性。当然，这样的举动在现在看来就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了。
另一处是后赵石勒灭了前赵，得到传国玉玺后，别出心裁的在玉玺右侧加刻了“天命石氏”四个字，这和曹丕在上边刻字表示自己帝位合法性的小动作是一样的目的。
雷涛在这玉玺上已经找到了这两处在正史中有记载的增刻，位置字体分毫不差。这就给这枚传国玉玺的真实性加了不少的分数。
历史上由于这枚玉玺多次失踪然后又多次重现，从历史典籍上来看一般来说，这传国玉玺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后唐李从珂手里，他亡国时带着玉玺登楼**。从那之后，传国玉玺至此下落不明。而后虽然曾经出现过不少声称找到了传国玉玺的人。但那些玉玺的真实性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例如后周郭威，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段义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靖康元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玺”被金兵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了。
明朝弘治十三年，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但当时明孝宗就认定这玉玺是假的。
清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献上了属员疏浚宝应河是所得玉玺。乾隆皇帝看着其古泽可爱，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但他又认定这是好事者仿刻的，便收藏在大内，当作玩物。而且还留下了“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这样的评语。
可以说从后唐废帝李从珂到宋代徽钦二帝以后，所有出现的传国玺真假都存在着疑问。甚至后来连真正的传国玺是否和氏璧所刻，都成了疑问了。真正的传国玺如今在哪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雷涛看着这真假难辨的传国玉玺，说实话的确是吃不准。他随即问道：“戴先生，这传国玉玺历代都有假冒伪作，你又拿什么证明它是真的呢？”
戴博文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道：“这是戴氏家族自崖山之后一直守护的秘密……”
接着他就讲述起戴家珍藏的这枚传国玉玺的来历来了。
崖山，在华夏人心中可以说是古代一次最惨烈的海战。南宋祥兴二年，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进行了一次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
这场战役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也是宋元之间的决战。战争的最后结果是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南宋灭国时，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场面蔚为悲壮。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的陨落，汉民族第一次完全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蒙元统一了华夏。
但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件在当时惨烈的战役中曾经发生过，而且至今也没有记载到正史中去，甚至连野史都没人知道。
当时戴家的祖先就在崖山，当时作为张世杰部将的戴琮。在正史的记载中，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后，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再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昺的死讯在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中不幸溺卒于平章山下。
但人们不知道当时张世杰在皇帝死后，依然想着找寻赵氏后人奉为主，再图后举的心理倚仗就是传国玉玺！
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掳走，传说中传国玉玺也被掠走了。可在正史中却从来没有记载过金国皇帝得到过这枚玉玺。从那时起就出现了一个疑点。
玉玺去哪儿了？
事实上玉玺一直在宋室手中，高宗将其带到了江南。不过由于这枚玉玺虽然经十三位大学士鉴定是真的。但说它是假的这样的传言一直都没断过。而且高宗认为这枚玉玺不祥，虽然不舍得将其毁弃但也从来都是藏于深宫秘不示人。一直到崖山之战，南宋灭亡之时，这枚玉玺的存在都没有被人知道过。
张世杰就是凭着这枚玉玺，认为当年高宗南渡都能延续国祚，有着这枚受命于天的传国玺，宋室定能延续下去的。可惜，那只是他的一点自我心理安慰罢了。
“……后来我戴氏先祖就隐姓埋名在岭南定居了下来，我戴氏家族后来屡次遭难，但最终依然逢凶化吉也是靠着这枚传国玺的保佑。这东西是我戴氏家族继承人才能拥有的。前年我爷爷才传给我的。”戴博文讲述了他家族的一段历史，同时也让这枚传国玺从宋代又接续了其传奇经历的脉络。
如果照他所说，那这枚传国玉玺的确是真品无疑，至少也是从宋代传下来的宝贝。这东西的传承是在一个家族之中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它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那枚，还很难说。
“雷先生，我也不瞒你。我们戴氏珠宝，马上要参加缅甸仰光公盘，这十亿是准备采购翡翠原石和翡翠明料的。我把这枚传国玉玺抵押给你，等到我缓过了这一段，我会拿六亿赎回。你看怎么样？”戴博文也不再遮着瞒着，索性把自己所面临的危局和盘托出。
雷涛思虑了一番之后，对他说道：“给我几天时间，我需要找人鉴定真伪。”
“五天，最多五天，行吗？”戴博文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他七天之后就要去仰光，要是拿不回这五亿，他可就要倒大霉了。
雷涛略想了想，点头答应了。回去之后，他立刻打电话给淳于清，希望他能尽快来一趟澳城，帮他鉴定一件“稀世珍宝”。
他并没有向淳于清说明是来鉴定传国玉玺的，如果他那么说了，淳于清肯定会认为这东西是假的，毕竟这传国玉玺自明代以来出现了太多假货了。如果他冷不丁说自己手里有真品，别人能相信才怪呢！
被雷涛邀请到澳城来的淳于清抵达了澳城机场之后，雷涛接上他就回到了威尼斯人酒店。他带着淳于清直接去了戴博文的房间。
果然，当淳于清见到这传国玉玺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连声惊呼“不可能！”
雷涛随即告诉淳于清，请他代为验证这玉玺的真伪。淳于清也同样询问了这东西的来历传承，听完了戴博文的复述之后，淳于清开始检查这枚玉玺。
首先一点，这玉质根据淳于清的鉴定，的确是上好的蓝田白玉，这就证明了其材质和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接着就是其雕工和纹饰的风格。淳于清看了好久也没发现有什么和秦汉时期的玉工有什么不一致的。
最后他判断这玉玺真伪的，就是从印文刻字中寻找证据。
根据历史记载，这印文上的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丞相李斯以小篆亲笔书写的。而李斯的书法虽然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不多，但还是有几件的。其中最为著名而且传承有序真伪无异的就是泰山刻石了。
相传在泰山上有一块石刻，分前后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另一部分是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刻制，共78字。这块刻石四面宽窄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部分的刻辞均为李斯亲笔所书。
这块刻石虽然如今仅存秦二世诏书的10个残字“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但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现存传世拓本存字最多且比较可信最为著名的就是明代邯县人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安国收藏的宋拓本分别是165字和53字，这两个拓本如今都收藏在菊国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
而那块秦刻石则屹立在泰山之上，虽然只是残体，但却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人们依然能够从中一睹李斯小篆的风采。
“这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看着这八个字，淳于清频频点头赞叹不已。
《泰山刻石》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绪，下开汉篆之先河，是华夏古代象形文字的最后阶段。观其书法，用笔似锥画沙，劲如屈铁，体态狭长，结构上紧下松，平稳端严，疏密匀停，雍容渊雅，有庙堂之概。
淳于清看了一会儿之后，就从网上找到了安国宋拓本的影印件图片，对照了起来。
“秦刻石中，仅《泰山刻石》与《琅琊台刻石》是存世的真迹，其余都是后人摹刻的。如果对照这两者的笔迹的话……这枚传世玉玺应该是真的。就是秦始皇让李斯所制的那枚！”研究了好半天之后的淳于清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不过他随后也说这只能是他初步的判断，真正要确定其真伪，那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和请专家集体论证。
“这可不行！”戴博文听他这么说立刻反对道，“雷先生，这玉玺只能抵押给你，可不是卖给你的！”
由于这枚玉玺的经历太过传奇，多次遗失又多次现世，而且每次现世之后总有人会考证现世的是真品，自然也有人考证那是仿造的赝品。如此忽隐忽现的结果就是这传国玉玺的真伪谁也说不清了。
雷涛接过这玉玺仔细的端详着，他看得非常仔细。特别是两处增刻的字迹，一处是曹丕在传国玺肩部增刻了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这是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后，让工匠补刻上去的，以证明其接受禅让并非“篡汉”，显示其国统的合法性。当然，这样的举动在现在看来就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了。
另一处是后赵石勒灭了前赵，得到传国玉玺后，别出心裁的在玉玺右侧加刻了“天命石氏”四个字，这和曹丕在上边刻字表示自己帝位合法性的小动作是一样的目的。
雷涛在这玉玺上已经找到了这两处在正史中有记载的增刻，位置字体分毫不差。这就给这枚传国玉玺的真实性加了不少的分数。
历史上由于这枚玉玺多次失踪然后又多次重现，从历史典籍上来看一般来说，这传国玉玺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后唐李从珂手里，他亡国时带着玉玺登楼**。从那之后，传国玉玺至此下落不明。而后虽然曾经出现过不少声称找到了传国玉玺的人。但那些玉玺的真实性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例如后周郭威，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段义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靖康元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玺”被金兵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了。
明朝弘治十三年，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但当时明孝宗就认定这玉玺是假的。
清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献上了属员疏浚宝应河是所得玉玺。乾隆皇帝看着其古泽可爱，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但他又认定这是好事者仿刻的，便收藏在大内，当作玩物。而且还留下了“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这样的评语。
可以说从后唐废帝李从珂到宋代徽钦二帝以后，所有出现的传国玺真假都存在着疑问。甚至后来连真正的传国玺是否和氏璧所刻，都成了疑问了。真正的传国玺如今在哪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雷涛看着这真假难辨的传国玉玺，说实话的确是吃不准。他随即问道：“戴先生，这传国玉玺历代都有假冒伪作，你又拿什么证明它是真的呢？”
戴博文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道：“这是戴氏家族自崖山之后一直守护的秘密……”
接着他就讲述起戴家珍藏的这枚传国玉玺的来历来了。
崖山，在华夏人心中可以说是古代一次最惨烈的海战。南宋祥兴二年，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进行了一次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
这场战役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也是宋元之间的决战。战争的最后结果是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南宋灭国时，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场面蔚为悲壮。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的陨落，汉民族第一次完全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蒙元统一了华夏。
但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件在当时惨烈的战役中曾经发生过，而且至今也没有记载到正史中去，甚至连野史都没人知道。
当时戴家的祖先就在崖山，当时作为张世杰部将的戴琮。在正史的记载中，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后，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再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昺的死讯在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中不幸溺卒于平章山下。
但人们不知道当时张世杰在皇帝死后，依然想着找寻赵氏后人奉为主，再图后举的心理倚仗就是传国玉玺！
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掳走，传说中传国玉玺也被掠走了。可在正史中却从来没有记载过金国皇帝得到过这枚玉玺。从那时起就出现了一个疑点。
玉玺去哪儿了？
事实上玉玺一直在宋室手中，高宗将其带到了江南。不过由于这枚玉玺虽然经十三位大学士鉴定是真的。但说它是假的这样的传言一直都没断过。而且高宗认为这枚玉玺不祥，虽然不舍得将其毁弃但也从来都是藏于深宫秘不示人。一直到崖山之战，南宋灭亡之时，这枚玉玺的存在都没有被人知道过。
张世杰就是凭着这枚玉玺，认为当年高宗南渡都能延续国祚，有着这枚受命于天的传国玺，宋室定能延续下去的。可惜，那只是他的一点自我心理安慰罢了。
“……后来我戴氏先祖就隐姓埋名在岭南定居了下来，我戴氏家族后来屡次遭难，但最终依然逢凶化吉也是靠着这枚传国玺的保佑。这东西是我戴氏家族继承人才能拥有的。前年我爷爷才传给我的。”戴博文讲述了他家族的一段历史，同时也让这枚传国玺从宋代又接续了其传奇经历的脉络。
如果照他所说，那这枚传国玉玺的确是真品无疑，至少也是从宋代传下来的宝贝。这东西的传承是在一个家族之中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它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那枚，还很难说。
“雷先生，我也不瞒你。我们戴氏珠宝，马上要参加缅甸仰光公盘，这十亿是准备采购翡翠原石和翡翠明料的。我把这枚传国玉玺抵押给你，等到我缓过了这一段，我会拿六亿赎回。你看怎么样？”戴博文也不再遮着瞒着，索性把自己所面临的危局和盘托出。
雷涛思虑了一番之后，对他说道：“给我几天时间，我需要找人鉴定真伪。”
“五天，最多五天，行吗？”戴博文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他七天之后就要去仰光，要是拿不回这五亿，他可就要倒大霉了。
雷涛略想了想，点头答应了。回去之后，他立刻打电话给淳于清，希望他能尽快来一趟澳城，帮他鉴定一件“稀世珍宝”。
他并没有向淳于清说明是来鉴定传国玉玺的，如果他那么说了，淳于清肯定会认为这东西是假的，毕竟这传国玉玺自明代以来出现了太多假货了。如果他冷不丁说自己手里有真品，别人能相信才怪呢！
被雷涛邀请到澳城来的淳于清抵达了澳城机场之后，雷涛接上他就回到了威尼斯人酒店。他带着淳于清直接去了戴博文的房间。
果然，当淳于清见到这传国玉玺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连声惊呼“不可能！”
雷涛随即告诉淳于清，请他代为验证这玉玺的真伪。淳于清也同样询问了这东西的来历传承，听完了戴博文的复述之后，淳于清开始检查这枚玉玺。
首先一点，这玉质根据淳于清的鉴定，的确是上好的蓝田白玉，这就证明了其材质和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接着就是其雕工和纹饰的风格。淳于清看了好久也没发现有什么和秦汉时期的玉工有什么不一致的。
最后他判断这玉玺真伪的，就是从印文刻字中寻找证据。
根据历史记载，这印文上的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丞相李斯以小篆亲笔书写的。而李斯的书法虽然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不多，但还是有几件的。其中最为著名而且传承有序真伪无异的就是泰山刻石了。
相传在泰山上有一块石刻，分前后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另一部分是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刻制，共78字。这块刻石四面宽窄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部分的刻辞均为李斯亲笔所书。
这块刻石虽然如今仅存秦二世诏书的10个残字“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但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现存传世拓本存字最多且比较可信最为著名的就是明代邯县人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安国收藏的宋拓本分别是165字和53字，这两个拓本如今都收藏在菊国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
而那块秦刻石则屹立在泰山之上，虽然只是残体，但却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人们依然能够从中一睹李斯小篆的风采。
“这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看着这八个字，淳于清频频点头赞叹不已。
《泰山刻石》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绪，下开汉篆之先河，是华夏古代象形文字的最后阶段。观其书法，用笔似锥画沙，劲如屈铁，体态狭长，结构上紧下松，平稳端严，疏密匀停，雍容渊雅，有庙堂之概。
淳于清看了一会儿之后，就从网上找到了安国宋拓本的影印件图片，对照了起来。
“秦刻石中，仅《泰山刻石》与《琅琊台刻石》是存世的真迹，其余都是后人摹刻的。如果对照这两者的笔迹的话……这枚传世玉玺应该是真的。就是秦始皇让李斯所制的那枚！”研究了好半天之后的淳于清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不过他随后也说这只能是他初步的判断，真正要确定其真伪，那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和请专家集体论证。
“这可不行！”戴博文听他这么说立刻反对道，“雷先生，这玉玺只能抵押给你，可不是卖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