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漠北（一）
由于德奥在顿河流域和乌克兰一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前线形势吃紧，苏军不得不从远东抽调了大量的兵力投入到欧洲战场上，远东和中亚地区的兵力薄弱，这给了中国国防军极好的反击时机。
初夏的内蒙古草原，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一些高大的树木，则孤零零地伫立在草原上，象是这片旷野上的守护者。
在1937年苏军和日军的夹击下，远东共和国覆灭。为了避免苏俄的进一步入侵，撤入中国境内的远东军被解散，“归化”加入到国防军建制中。苏军侵占了唐努乌梁海、远东地区后，由于与日军为争夺下乌金斯克和库伦爆发冲突，停止了向南的进攻步伐，与中方在杭爱山一线对峙，此后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交战。
为了防御苏军的入侵，国防军对西北战区进行了重组，以新疆和科布多两省为重点，成立了西北方面军，下辖两个集团军和两个骑兵军。另外以山西、绥远、陕西三省军队新组建北方方面军，下辖五个集团军、三个骑兵军和一个装甲军，总兵力近70万人，重点防御苏日可能从蒙古方面的进攻。
在热河、察哈尔和直隶一线，中方则成立了东北方面军，以抵御日军的入侵，由于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拥有37个师团和7个独立混成旅团，再加上满洲铁路独立守备大队等，总兵力有近110万人，所以中方部署在这一线的兵力最强，共有十一个集团军、三个骑兵军和一个装甲军，总兵力高达130多万人。
北洋政府从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重工业投资和建设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国内建成了以太原和武汉为中心的两大重工业基地。
在北方形成了以太原、宣化、京西、包头和邯郸五大钢铁厂为中心建成的一系列钢铁、冶金、机械加工、煤炭、化工等为基础的大型重工业基地，并建成了包头、张家口和太原三家大型的坦克厂，北京、太原、西安和德县四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基地，北京、太原、西安和洛阳四家大型的飞机制造厂，在林县、包头和太原建成了三家大型的兵工厂。
在南方形成了以武汉、新余、重庆、昆明、贵阳、株洲和柳州七家钢铁厂为中心的几大重工业中心城市，建成了汉阳、成都、株洲和钦州四家大型兵工厂，武汉、昆明、成都、南昌和南宁五家大型飞机制造厂，武汉、重庆和柳州三家坦克厂，武汉、钦州和重庆三个大型汽车制造基地。
造船工业方面，逐渐形成以天津为中心的天津、烟台、秦皇岛、威海和青岛等北方造船基地，在南方形成以钦州、防城和北海等三个造船基地，同时在武汉、重庆、南昌、梧州还建成了四大内河造船基地。
随着广州的收复，广州的造船业也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在抗战爆发后德奥援建的一百多家大型工厂陆续建成投产，中方在这场战争中越打越强。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式坦克、装甲车、飞机、大炮等装备到部队，中国陆军在装备性能和数量上已经远超日本陆军，只不过由于这些技术兵种的训练还需要时间，所以这才迟迟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反攻。
由于苏军把大批的远东军抽调到欧洲战场，而日军现在又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南洋和太平洋战场上。在中国战场，交战各方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中国航空兵已经掌握了天空中的主动权，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目前仅剩下了第二、第四和第七共三个飞行集团，共有3600多架作战飞机，其中，第二、第四飞行集团隶属于关东军作战系列，而第七飞行集团归日本华东派遣军指挥。
而中方目前在华北和东北两大战区就有14个航空师，4000多架作战飞机，而华中和华东两大战区也有8个航空师，2800多架作战飞机。在中国战场，每月交战双方的战机损失大约都在300架左右，但由于现在每月中国的飞机产量已经超过了600架，中方航空兵的实力一直在增加。实际上日本每月的飞机产量与中方相当，但日方由于在南洋与轴心国作战中的巨大消耗，国内的飞机产量已经根本无法弥补战场上的损失，若是没有美国人的支援，不出几个月，日军的作战飞机就会消耗殆尽。
在中国战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抗战初期那种日本军机大规模进攻的场面，更多的时候是中国航空兵机群在天空翱翔，肆无忌惮地在攻击地面上防守的日军。
战场的形势是越来越好，以徐树铮、蒋作宾等人为首的陆军决策层已经制订好了大规模的反攻作战计划。
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中方应当趁苏军虚弱的时机，在中亚和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一线发起大规模的反击作战，配合轴心国全力打败苏俄，然后在全力对付日军。但徐树铮却对德国人的这种“先欧后亚”的战略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日本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目前全力打败日本才是当务之急。
几经争论，徐树铮最终算是同意了中方出兵收复蒙古，并切断苏俄西伯利亚铁路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对中国有利，而且切断了苏俄相当重要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运输通道，也算是为欧洲战场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难耐寂寞的“小徐”决定亲自出马，坐镇指挥中方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反攻作战。
现在归绥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许多，北方战区所属的高级将领们云集归化机场，在等候这位陆军总长的大驾光临。
天空中出现了几个黑点，发动机的轰鸣越来越响，在十多架护航的战斗机陪伴下，两架西安飞机制造厂以引进的奥匈sm28型客机图纸和技术仿制的“运3”型双发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归化机场巨大的混凝土跑道上。
北方战区总司令魏宗瀚带着北方方面军一大堆上将、中将们坐车到飞机旁。徐树铮和陆军总参谋长蒋作宾、副总参谋长、德奥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等一干国防军大员已经走下了飞机的舷梯。
“魏兄，您怎么也来了，实在太麻烦了。”魏宗翰是皖系大将，曾当过陆军大学校长，陆军军学司司长，在抗战爆发后一直主管全国预备役的动员和训练工作，其后接替吴光新出任北方战区司令长官。
魏宗翰脸上倒是带着笑意：“要是换别人，我基本上不会亲自来，咱们弟兄，就用不着客气了。”他随后又同蒋作宾等人握手打着招呼，与蒋方震见面还是有些尴尬，当年就是魏宗翰主管军学司时，逼得蒋方震上演了一出“自戕事件”，害得蒋差点没命，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但未免大家见面时都有些不自然。
北方方面军各集团军司令苏炳文、张维城、杨爱源、王家骏、傅宜生等人也赶到归绥迎接陆军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等人的到来。自抗战爆发后，一大批能征善战的保定军官系将领已经成长起来，取代了那些老将的地位，成为了国防军陆军各集团军、军、师的军事主官，徐树铮、蒋作宾等人则有意在陆军整编时，把各派系集团军打散混编，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旧的军阀势力对军队的影响力和指挥权。
虽然国防军内部依然是各山头、派系林立，但派系分化、对立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明显，至少在面对外侮时，大家还能够保持精诚协作，相互支持。
初夏的内蒙古草原，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一些高大的树木，则孤零零地伫立在草原上，象是这片旷野上的守护者。
在1937年苏军和日军的夹击下，远东共和国覆灭。为了避免苏俄的进一步入侵，撤入中国境内的远东军被解散，“归化”加入到国防军建制中。苏军侵占了唐努乌梁海、远东地区后，由于与日军为争夺下乌金斯克和库伦爆发冲突，停止了向南的进攻步伐，与中方在杭爱山一线对峙，此后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交战。
为了防御苏军的入侵，国防军对西北战区进行了重组，以新疆和科布多两省为重点，成立了西北方面军，下辖两个集团军和两个骑兵军。另外以山西、绥远、陕西三省军队新组建北方方面军，下辖五个集团军、三个骑兵军和一个装甲军，总兵力近70万人，重点防御苏日可能从蒙古方面的进攻。
在热河、察哈尔和直隶一线，中方则成立了东北方面军，以抵御日军的入侵，由于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拥有37个师团和7个独立混成旅团，再加上满洲铁路独立守备大队等，总兵力有近110万人，所以中方部署在这一线的兵力最强，共有十一个集团军、三个骑兵军和一个装甲军，总兵力高达130多万人。
北洋政府从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重工业投资和建设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国内建成了以太原和武汉为中心的两大重工业基地。
在北方形成了以太原、宣化、京西、包头和邯郸五大钢铁厂为中心建成的一系列钢铁、冶金、机械加工、煤炭、化工等为基础的大型重工业基地，并建成了包头、张家口和太原三家大型的坦克厂，北京、太原、西安和德县四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基地，北京、太原、西安和洛阳四家大型的飞机制造厂，在林县、包头和太原建成了三家大型的兵工厂。
在南方形成了以武汉、新余、重庆、昆明、贵阳、株洲和柳州七家钢铁厂为中心的几大重工业中心城市，建成了汉阳、成都、株洲和钦州四家大型兵工厂，武汉、昆明、成都、南昌和南宁五家大型飞机制造厂，武汉、重庆和柳州三家坦克厂，武汉、钦州和重庆三个大型汽车制造基地。
造船工业方面，逐渐形成以天津为中心的天津、烟台、秦皇岛、威海和青岛等北方造船基地，在南方形成以钦州、防城和北海等三个造船基地，同时在武汉、重庆、南昌、梧州还建成了四大内河造船基地。
随着广州的收复，广州的造船业也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在抗战爆发后德奥援建的一百多家大型工厂陆续建成投产，中方在这场战争中越打越强。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式坦克、装甲车、飞机、大炮等装备到部队，中国陆军在装备性能和数量上已经远超日本陆军，只不过由于这些技术兵种的训练还需要时间，所以这才迟迟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反攻。
由于苏军把大批的远东军抽调到欧洲战场，而日军现在又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南洋和太平洋战场上。在中国战场，交战各方和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中国航空兵已经掌握了天空中的主动权，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目前仅剩下了第二、第四和第七共三个飞行集团，共有3600多架作战飞机，其中，第二、第四飞行集团隶属于关东军作战系列，而第七飞行集团归日本华东派遣军指挥。
而中方目前在华北和东北两大战区就有14个航空师，4000多架作战飞机，而华中和华东两大战区也有8个航空师，2800多架作战飞机。在中国战场，每月交战双方的战机损失大约都在300架左右，但由于现在每月中国的飞机产量已经超过了600架，中方航空兵的实力一直在增加。实际上日本每月的飞机产量与中方相当，但日方由于在南洋与轴心国作战中的巨大消耗，国内的飞机产量已经根本无法弥补战场上的损失，若是没有美国人的支援，不出几个月，日军的作战飞机就会消耗殆尽。
在中国战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抗战初期那种日本军机大规模进攻的场面，更多的时候是中国航空兵机群在天空翱翔，肆无忌惮地在攻击地面上防守的日军。
战场的形势是越来越好，以徐树铮、蒋作宾等人为首的陆军决策层已经制订好了大规模的反攻作战计划。
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中方应当趁苏军虚弱的时机，在中亚和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一线发起大规模的反击作战，配合轴心国全力打败苏俄，然后在全力对付日军。但徐树铮却对德国人的这种“先欧后亚”的战略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日本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目前全力打败日本才是当务之急。
几经争论，徐树铮最终算是同意了中方出兵收复蒙古，并切断苏俄西伯利亚铁路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对中国有利，而且切断了苏俄相当重要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运输通道，也算是为欧洲战场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难耐寂寞的“小徐”决定亲自出马，坐镇指挥中方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反攻作战。
现在归绥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许多，北方战区所属的高级将领们云集归化机场，在等候这位陆军总长的大驾光临。
天空中出现了几个黑点，发动机的轰鸣越来越响，在十多架护航的战斗机陪伴下，两架西安飞机制造厂以引进的奥匈sm28型客机图纸和技术仿制的“运3”型双发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归化机场巨大的混凝土跑道上。
北方战区总司令魏宗瀚带着北方方面军一大堆上将、中将们坐车到飞机旁。徐树铮和陆军总参谋长蒋作宾、副总参谋长、德奥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等一干国防军大员已经走下了飞机的舷梯。
“魏兄，您怎么也来了，实在太麻烦了。”魏宗翰是皖系大将，曾当过陆军大学校长，陆军军学司司长，在抗战爆发后一直主管全国预备役的动员和训练工作，其后接替吴光新出任北方战区司令长官。
魏宗翰脸上倒是带着笑意：“要是换别人，我基本上不会亲自来，咱们弟兄，就用不着客气了。”他随后又同蒋作宾等人握手打着招呼，与蒋方震见面还是有些尴尬，当年就是魏宗翰主管军学司时，逼得蒋方震上演了一出“自戕事件”，害得蒋差点没命，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但未免大家见面时都有些不自然。
北方方面军各集团军司令苏炳文、张维城、杨爱源、王家骏、傅宜生等人也赶到归绥迎接陆军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等人的到来。自抗战爆发后，一大批能征善战的保定军官系将领已经成长起来，取代了那些老将的地位，成为了国防军陆军各集团军、军、师的军事主官，徐树铮、蒋作宾等人则有意在陆军整编时，把各派系集团军打散混编，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旧的军阀势力对军队的影响力和指挥权。
虽然国防军内部依然是各山头、派系林立，但派系分化、对立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明显，至少在面对外侮时，大家还能够保持精诚协作，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