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七四章 制度（上）
虽然张良说，田克臧表示他有办法促使齐国加入合纵，但高原依然没有太在意，这或许是田克臧怕高原对齐国失望，因此故意说一些安慰性的话，也说不定。
反而是两人带给高原的消息中，有一个连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让高原真正感到高兴，那就是这一次齐国的斗争当中，齐国的商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给了代郡有力的支持，这也说明经过了这几年的商业来往，代郡和齐国的商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利益同盟体，这样也就能够保证，代郡可以源源不断的从齐国通过商品交易换来大量所需要的物资，那怕是和齐国的上层关糸闹僵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商人在齐国的势力庞大，有的是办法绕开官府，来和代郡进行商业交易。
当然，过程肯定会稍有一些麻烦，因此和齐国维持一定程度上的良好关系也是有必要的，不过并不一定硬要拉着齐国组成合纵。
因此高原也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糾结，又道：“我会马上招集官员商议，举进称王的详细日期，并正式下国书，向齐楚两国发出邀请，请他们派出使臣到灵寿来观礼，合纵的事情，也不要急于一时，先维持好三国同盟的关系，然后再慢慢来谈合纵吧。”
虽然张良觉得高原对合纵的态度有些消及，但高原这时说了，也只好点头称是，而且事实上合纵确实在齐国受到了较大的阻力，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取得什么大突破，其实张良也不认为田克臧能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促使齐王建改变想法，加入到合纵来。
这时高原又道：“现在我们己经尽得除辽东以外的所有地方，并且又收复了赵国近半的土地，而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己派姜桓武领军北进，收取辽东，估计就在年內，可以攻取辽东，彻底消灭燕国的残余势力。现在论土地人口，比我当初入主代郡的时候，均己扩大了数倍，而当初制定的官制、军制，己经不足管理这片广大的疆土，因此我想重新制定一套新的官制、军制，不知两位以为如何？”
淳于博首先点了点头，道：“武安君考虑得确实十分周道，当初商鞅在秦国变法，就对秦国的官职爵位做了一番新制，才始有秦国之盛，而现在武安君的势力，己不在赵国之下，以前的官制、军制，确实己不合时宜，而且武安君称王在即，借称王建国之机，制定新的官制、军制，才能确保国力富强。”
张良也道：“壤外必先安内，主公之议，不失为长久之计。”
高原道：“我对新的官职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请两人看一看，可还有什么不完善之处。” 说着，高原从桌案上拿起一本册孑，递给张良。
张良接过了册子，打开来看，而淳于博也就着张良手上拿着册孑, 一起观看，只见在册孑的封面上细细的写着“内阁制”三个字，原来虽然来到这个时代七八年了，但高原的毛笔于依然难以见人，高原干脆找了几支鹅毛，蘸着墨水写字，因此写出来的字体都是细细硬硬，不过到成了高原独有的书法。
但看了几页之后，两人的脸色也都不禁有些凝重起来，张良将册孑放到桌案上，两个人凑在一起，认真的观看起来。
原按照高原的设想，在以后的国家机构中，内阁为最高行政机构，直接对自己付责，设立内阁首相一名，付责主管內阁事务；亚相一名，付责协助首相，一但首相有事，不能主管内阁事务，则由亚相代理；另设内阁大臣三至六名，付责协助首相、亚相，处理内阁的事务。
而在内阁以下，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俱体分管的事务是：
吏部：掌管官吏的任免、考课、勋封等事；
户部：掌管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等事；
礼部：掌管礼仪、祭祀、推举、学校等事；
兵部：掌管武官选用及军事行政；
刑部：掌管司法行政；
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事。
六部各设尚书一名，主管本部事务，并可参与内阁处理本部门的事务，左右待郎各一名，协助尚书理事；再下设司务若干，分管各部门下的分设部司，司务以下，再设有主事、工曹、典史，都监等职务，管理司务。
各地方的事务汇集到都城之后，分别交由六部相应的部门进行整理，然后再上交给内阁，由内阁会同六部官员一起商议出处理的意见和办法，然后再呈交给君王审阅。
如果君王认为內阁的意见可行，则直接批准，然后发回给内阁，由由阁监督六部执行，如果认为不可行，则驳回内阁重议；而如果一时决定不了，也可留中不发，慢慢思考。另外遇到了重大的事情，君王也可以直接招集内阁及六部的官员一起商议决定，然后再由内阁呈报，君王批准。
这个官职制度，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内阁制，虽在清朝，内阁的职能由军机处取代，但只是名称不同，其制度和运行方式大体是差不多的。
其实釆取那一种政治制度，也确实让高原花费了好一番思考，而最终决定釆用明清的内阁制，一来是因为在另一时空里，有关明清两朝的影视最多，高原多少也看过一点，对这一套制度最为熟悉；二来是内阁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来说，也确实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政治制度，甚致和一些现代制度都有些相似之处。高原当然不会在这个时代施行什么民主制度，因此内阁制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淳于博和张良都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对各国的官职制度自然都有十分深刻的研究，总体来说，从春秋时期开始，各国在进行变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着官职的变革，总体来看，官职的变革主要是两个大趋势，一是加强中央集权，使国家体制由分封城邦制，转变成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増加国家的控制力；二是加强君主的权力，削弱实权大臣的权力。
而从效果来看，前一种趋势的效果十分明显，而且那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彻底，那个国家就更强大。而后一种趋势就明显差得多，因为君主的权力要加强，势必要削弱大臣的权力，但能力再强的君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好一个国家，他必须要依靠大臣的力量，也就必须要给予大臣必要的权力，在某些特殊的时候，还要给予大臣极大的权力。这就成了一个自相为难的矛盾。
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国君和国相的矛盾上，因为在这个时代，国相的权力极大，不仅可以统领百官，而且拥有可以开府治事的权力，也就是国相可以自行组建一个行政班孑，任命府官，协助国相处理国务，相府可不仅仅是国相的住所，同时也是国相的处理公务所在，而由于所有的国家事务都甴国相处理，因此相府的权力极大，等于是一个小朝廷。也就极容易将国君架空，实控国家大权。
在春秋时代的早期，国相并不是一个常设的官职，就是因为国相的权力太大，一般的国君不敢轻设相位。而且在春秋早期，天下一共有三四百个国家，大国只有百里、中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就不用国相，也管得过来。但在春秋后期，经过一系列兼并，只剩下数十个国家，而到了战国之初，仅仅只剩下二十余个国家，而大国的疆域都超过了千里，甚至数千里，如果不设国相，仅靠国君根本就管不过来。
但设立了国相之后，国君又不放心，对国相多加牵制、防范，有的国君频繁的更替国相，不让国相有成势的机会；还有国君则干脆任用材智平庸的人担任国相，而放弃了真正有材能之士；而国相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在上任之后往往也会借手里的权力，扶植亲信，安查党羽，架空国君，扩大自已的权势。
因此君相之争，也是各国的常态，如果遇到有所做为，而又胸襟开阔之君，或是有材能又有品行的国相，君相的关系还能够处理得好一点，如果是心胸狭窄的国君，或是贪恋权势的国相，就会造成內耗不断，而在这个群雄纷争的时代，这种內耗几乎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相对来说，秦国在各国当中，君相关系处理的要稍好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中央集权的变革中处理得最好，国君的权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秦国任命的国相几乎全是外人，并且本国世族，这些外人在秦国的根基不深，又有秦国的世族牵制，对国君造不成太大的危胁，相反只能依附国君，才能更好的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国君又利用外人为国相，限制本国的世族，双方互相抵消，使国君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掌握着主要的权力。
而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国的运气也不错，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几乎没有出过昏庸无能的国君，由其是两位在位最长的国君，惠文王、昭襄王都有雄材大略，因此君相之争总体来说，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不过其他国家就没秦国这么好的运气，而中央集权的变革得又并不彻底，也不能完全信外人，因此不少国力就在君相的內斗中这样消耗掉了。
反而是两人带给高原的消息中，有一个连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让高原真正感到高兴，那就是这一次齐国的斗争当中，齐国的商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给了代郡有力的支持，这也说明经过了这几年的商业来往，代郡和齐国的商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利益同盟体，这样也就能够保证，代郡可以源源不断的从齐国通过商品交易换来大量所需要的物资，那怕是和齐国的上层关糸闹僵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商人在齐国的势力庞大，有的是办法绕开官府，来和代郡进行商业交易。
当然，过程肯定会稍有一些麻烦，因此和齐国维持一定程度上的良好关系也是有必要的，不过并不一定硬要拉着齐国组成合纵。
因此高原也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糾结，又道：“我会马上招集官员商议，举进称王的详细日期，并正式下国书，向齐楚两国发出邀请，请他们派出使臣到灵寿来观礼，合纵的事情，也不要急于一时，先维持好三国同盟的关系，然后再慢慢来谈合纵吧。”
虽然张良觉得高原对合纵的态度有些消及，但高原这时说了，也只好点头称是，而且事实上合纵确实在齐国受到了较大的阻力，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取得什么大突破，其实张良也不认为田克臧能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促使齐王建改变想法，加入到合纵来。
这时高原又道：“现在我们己经尽得除辽东以外的所有地方，并且又收复了赵国近半的土地，而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己派姜桓武领军北进，收取辽东，估计就在年內，可以攻取辽东，彻底消灭燕国的残余势力。现在论土地人口，比我当初入主代郡的时候，均己扩大了数倍，而当初制定的官制、军制，己经不足管理这片广大的疆土，因此我想重新制定一套新的官制、军制，不知两位以为如何？”
淳于博首先点了点头，道：“武安君考虑得确实十分周道，当初商鞅在秦国变法，就对秦国的官职爵位做了一番新制，才始有秦国之盛，而现在武安君的势力，己不在赵国之下，以前的官制、军制，确实己不合时宜，而且武安君称王在即，借称王建国之机，制定新的官制、军制，才能确保国力富强。”
张良也道：“壤外必先安内，主公之议，不失为长久之计。”
高原道：“我对新的官职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请两人看一看，可还有什么不完善之处。” 说着，高原从桌案上拿起一本册孑，递给张良。
张良接过了册子，打开来看，而淳于博也就着张良手上拿着册孑, 一起观看，只见在册孑的封面上细细的写着“内阁制”三个字，原来虽然来到这个时代七八年了，但高原的毛笔于依然难以见人，高原干脆找了几支鹅毛，蘸着墨水写字，因此写出来的字体都是细细硬硬，不过到成了高原独有的书法。
但看了几页之后，两人的脸色也都不禁有些凝重起来，张良将册孑放到桌案上，两个人凑在一起，认真的观看起来。
原按照高原的设想，在以后的国家机构中，内阁为最高行政机构，直接对自己付责，设立内阁首相一名，付责主管內阁事务；亚相一名，付责协助首相，一但首相有事，不能主管内阁事务，则由亚相代理；另设内阁大臣三至六名，付责协助首相、亚相，处理内阁的事务。
而在内阁以下，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俱体分管的事务是：
吏部：掌管官吏的任免、考课、勋封等事；
户部：掌管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等事；
礼部：掌管礼仪、祭祀、推举、学校等事；
兵部：掌管武官选用及军事行政；
刑部：掌管司法行政；
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事。
六部各设尚书一名，主管本部事务，并可参与内阁处理本部门的事务，左右待郎各一名，协助尚书理事；再下设司务若干，分管各部门下的分设部司，司务以下，再设有主事、工曹、典史，都监等职务，管理司务。
各地方的事务汇集到都城之后，分别交由六部相应的部门进行整理，然后再上交给内阁，由内阁会同六部官员一起商议出处理的意见和办法，然后再呈交给君王审阅。
如果君王认为內阁的意见可行，则直接批准，然后发回给内阁，由由阁监督六部执行，如果认为不可行，则驳回内阁重议；而如果一时决定不了，也可留中不发，慢慢思考。另外遇到了重大的事情，君王也可以直接招集内阁及六部的官员一起商议决定，然后再由内阁呈报，君王批准。
这个官职制度，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内阁制，虽在清朝，内阁的职能由军机处取代，但只是名称不同，其制度和运行方式大体是差不多的。
其实釆取那一种政治制度，也确实让高原花费了好一番思考，而最终决定釆用明清的内阁制，一来是因为在另一时空里，有关明清两朝的影视最多，高原多少也看过一点，对这一套制度最为熟悉；二来是内阁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来说，也确实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政治制度，甚致和一些现代制度都有些相似之处。高原当然不会在这个时代施行什么民主制度，因此内阁制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淳于博和张良都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对各国的官职制度自然都有十分深刻的研究，总体来说，从春秋时期开始，各国在进行变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着官职的变革，总体来看，官职的变革主要是两个大趋势，一是加强中央集权，使国家体制由分封城邦制，转变成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増加国家的控制力；二是加强君主的权力，削弱实权大臣的权力。
而从效果来看，前一种趋势的效果十分明显，而且那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彻底，那个国家就更强大。而后一种趋势就明显差得多，因为君主的权力要加强，势必要削弱大臣的权力，但能力再强的君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好一个国家，他必须要依靠大臣的力量，也就必须要给予大臣必要的权力，在某些特殊的时候，还要给予大臣极大的权力。这就成了一个自相为难的矛盾。
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国君和国相的矛盾上，因为在这个时代，国相的权力极大，不仅可以统领百官，而且拥有可以开府治事的权力，也就是国相可以自行组建一个行政班孑，任命府官，协助国相处理国务，相府可不仅仅是国相的住所，同时也是国相的处理公务所在，而由于所有的国家事务都甴国相处理，因此相府的权力极大，等于是一个小朝廷。也就极容易将国君架空，实控国家大权。
在春秋时代的早期，国相并不是一个常设的官职，就是因为国相的权力太大，一般的国君不敢轻设相位。而且在春秋早期，天下一共有三四百个国家，大国只有百里、中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就不用国相，也管得过来。但在春秋后期，经过一系列兼并，只剩下数十个国家，而到了战国之初，仅仅只剩下二十余个国家，而大国的疆域都超过了千里，甚至数千里，如果不设国相，仅靠国君根本就管不过来。
但设立了国相之后，国君又不放心，对国相多加牵制、防范，有的国君频繁的更替国相，不让国相有成势的机会；还有国君则干脆任用材智平庸的人担任国相，而放弃了真正有材能之士；而国相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在上任之后往往也会借手里的权力，扶植亲信，安查党羽，架空国君，扩大自已的权势。
因此君相之争，也是各国的常态，如果遇到有所做为，而又胸襟开阔之君，或是有材能又有品行的国相，君相的关系还能够处理得好一点，如果是心胸狭窄的国君，或是贪恋权势的国相，就会造成內耗不断，而在这个群雄纷争的时代，这种內耗几乎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相对来说，秦国在各国当中，君相关系处理的要稍好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中央集权的变革中处理得最好，国君的权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秦国任命的国相几乎全是外人，并且本国世族，这些外人在秦国的根基不深，又有秦国的世族牵制，对国君造不成太大的危胁，相反只能依附国君，才能更好的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国君又利用外人为国相，限制本国的世族，双方互相抵消，使国君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掌握着主要的权力。
而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国的运气也不错，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几乎没有出过昏庸无能的国君，由其是两位在位最长的国君，惠文王、昭襄王都有雄材大略，因此君相之争总体来说，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不过其他国家就没秦国这么好的运气，而中央集权的变革得又并不彻底，也不能完全信外人，因此不少国力就在君相的內斗中这样消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