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章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
翌日，郑芝龙公开表示郑家会交出私军，《明报》也迅速的进行了报导，一时引起巨大的震动。
因为郑家的私军数量最多，实力也最为强大，而且郑家还有海上根基，有实力和理由拒绝朝廷这种无理的要求。
可偏偏，这样的郑家居然还是向朝廷妥协了。
连你郑家这么深的底蕴都妥协了，其他拥有私军的世家大族还有什么理由和资本与朝廷对抗？
于是，除了极少数冥顽不灵的，剩下拥有私军的家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纷纷将手中的私军交了出去，连各种兵器也不敢有丝毫藏留。
至此，大明境内的私军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正如很多人所料，朝廷推行崇祯新政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接下来就是土地改革和新的商税制度的逐步推行。
这两项改革借鉴了部分雍正新政的改革内容，比如放松对户籍的控制，让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地税按田地多少，进行均摊交纳，官员和地主都需要缴税，剥夺其免税权。
这咋一看，是大大的损害了官宦地主的利益了，因为他们不但要交更多的地税，还需要交各种商税，增加了不少额外的支出。
所以，迅速引起了比解除私军更大的动荡。
因为拥有私军的毕竟只是少部分官宦世家，而这牵涉到了整个官绅地主阶级。
可即便如此，朝廷也没有迟疑，在全国开始清查土地，并登记造册。
同时，朝廷开始规范并加强对牙行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商税制度一步步推行下去。
因为大明大部分商业活动都需要牙行这个中介的角色才能达成买卖活动，牙行被官府控制了，若不好好配合，那买卖也没办法做了。
所以，要么就联合起来闹事，逼迫朝廷撤除这些政令，要么就只能按照朝廷的要求，老老实实的交纳更多的地税和各种商税。
可是，占地很多，买卖做得最大的郑家又带头了，公开响应朝廷的号召，强烈支持土地改革和新的商税制。
经常和那些洋夷打交道的郑芝龙很清楚，大明原本的商税收得太低了，与那些商贸发达的欧逻巴诸国比起来，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哪怕是现在推行新的商税，交的商税多了，但也不比欧逻巴洋夷的重。
当然，郑芝龙带头响应新的商税制度，并非是站在朝廷的立场考虑问题，毕竟商人都是逐利的。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与沈浪达成的协议，朝廷都已经让郑家负责海外贸易的扩张，这些地税和商税与那么重大的事情比起来，算什么？
别说地税、商税了，就是崇祯新政的其他内容，郑家都不会有任何意见，只要朝廷推行，郑家都会第一个支持，唯朝廷马首是瞻。
郑家一动，吴三桂、左良玉等人也纷纷响应，以更加大义凛然的方式支持朝廷的土地改革和新商税制。
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朝廷捆绑得很深，左良玉依然在考察期内，若是敢反对，必然会首先被清算。
既然无法拒绝，还不如尽快站出来支持，也可以在朝廷那里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一个个支持朝廷的政令，其他世家大族哪还敢站出来公然反对，在朝廷首先对他们的施压中，一个个被迫就犯。
毕竟只是损失了一部分利益，若是拒绝，万一像之前那些反对的家族一样被抄家灭门，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少了这些影响力大的势力和家族，其他人更是一盘散沙，拿什么去和朝廷对抗？也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随着政令的推行，不满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也越来越顺利，不满的人也只能将这份不满放进肚子里。
其实，雍正实施的各种改革中，摊丁入亩是最成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项证明是可行的政策，沈浪反而没有借鉴多少。
因为摊丁入亩其根本是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在封建制度下比较适用，但是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项政策只会将广大农民与土地捆绑得更紧，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制度，这与资本主义的进程是相背离的。
英国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便是“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其实就是通过各种残酷手段逼迫平民与土地解除捆绑的过程，所以也被称为是羊吃人的运动。
但是，圈地运动也不全是负面影响，它反而给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不少的积极影响。
因为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没有生计的农民自然而然的成了自由劳动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圈地运动也摧毁了小农经济，让资本主义进入广大农村，让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成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可以说，圈地运动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但它却让英国人为资本主义积累了原始资本，然后才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出现。
其实，崇祯新政的推行结果，也会慢慢向这个方向发展。
土地改革的目的，看似加重了地主乡绅的负担，但其实又在通过对工商业的鼓励政策告诉他们。
不管是把土地拿来建设工厂、兴办实业，还是把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都比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更为有利可图。
等他们慢慢的尝到甜头之后，必然会加快对土地的掠夺，并迅速投入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中。
失去土地的农民自然就会成为资本家的廉价雇工，这又会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资本主义发展之后，便需要更多的土地等资源，这又会进一步造成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不断循环。
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非常残酷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
可这是历史必然的进程，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变，想要平稳和谐的过渡，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期间势必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动荡，甚至是内战。
作为后世人，沈浪也有这种心里准备。
因为郑家的私军数量最多，实力也最为强大，而且郑家还有海上根基，有实力和理由拒绝朝廷这种无理的要求。
可偏偏，这样的郑家居然还是向朝廷妥协了。
连你郑家这么深的底蕴都妥协了，其他拥有私军的世家大族还有什么理由和资本与朝廷对抗？
于是，除了极少数冥顽不灵的，剩下拥有私军的家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纷纷将手中的私军交了出去，连各种兵器也不敢有丝毫藏留。
至此，大明境内的私军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正如很多人所料，朝廷推行崇祯新政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接下来就是土地改革和新的商税制度的逐步推行。
这两项改革借鉴了部分雍正新政的改革内容，比如放松对户籍的控制，让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地税按田地多少，进行均摊交纳，官员和地主都需要缴税，剥夺其免税权。
这咋一看，是大大的损害了官宦地主的利益了，因为他们不但要交更多的地税，还需要交各种商税，增加了不少额外的支出。
所以，迅速引起了比解除私军更大的动荡。
因为拥有私军的毕竟只是少部分官宦世家，而这牵涉到了整个官绅地主阶级。
可即便如此，朝廷也没有迟疑，在全国开始清查土地，并登记造册。
同时，朝廷开始规范并加强对牙行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商税制度一步步推行下去。
因为大明大部分商业活动都需要牙行这个中介的角色才能达成买卖活动，牙行被官府控制了，若不好好配合，那买卖也没办法做了。
所以，要么就联合起来闹事，逼迫朝廷撤除这些政令，要么就只能按照朝廷的要求，老老实实的交纳更多的地税和各种商税。
可是，占地很多，买卖做得最大的郑家又带头了，公开响应朝廷的号召，强烈支持土地改革和新的商税制。
经常和那些洋夷打交道的郑芝龙很清楚，大明原本的商税收得太低了，与那些商贸发达的欧逻巴诸国比起来，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哪怕是现在推行新的商税，交的商税多了，但也不比欧逻巴洋夷的重。
当然，郑芝龙带头响应新的商税制度，并非是站在朝廷的立场考虑问题，毕竟商人都是逐利的。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与沈浪达成的协议，朝廷都已经让郑家负责海外贸易的扩张，这些地税和商税与那么重大的事情比起来，算什么？
别说地税、商税了，就是崇祯新政的其他内容，郑家都不会有任何意见，只要朝廷推行，郑家都会第一个支持，唯朝廷马首是瞻。
郑家一动，吴三桂、左良玉等人也纷纷响应，以更加大义凛然的方式支持朝廷的土地改革和新商税制。
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朝廷捆绑得很深，左良玉依然在考察期内，若是敢反对，必然会首先被清算。
既然无法拒绝，还不如尽快站出来支持，也可以在朝廷那里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一个个支持朝廷的政令，其他世家大族哪还敢站出来公然反对，在朝廷首先对他们的施压中，一个个被迫就犯。
毕竟只是损失了一部分利益，若是拒绝，万一像之前那些反对的家族一样被抄家灭门，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少了这些影响力大的势力和家族，其他人更是一盘散沙，拿什么去和朝廷对抗？也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随着政令的推行，不满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也越来越顺利，不满的人也只能将这份不满放进肚子里。
其实，雍正实施的各种改革中，摊丁入亩是最成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项证明是可行的政策，沈浪反而没有借鉴多少。
因为摊丁入亩其根本是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在封建制度下比较适用，但是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项政策只会将广大农民与土地捆绑得更紧，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制度，这与资本主义的进程是相背离的。
英国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便是“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其实就是通过各种残酷手段逼迫平民与土地解除捆绑的过程，所以也被称为是羊吃人的运动。
但是，圈地运动也不全是负面影响，它反而给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不少的积极影响。
因为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没有生计的农民自然而然的成了自由劳动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圈地运动也摧毁了小农经济，让资本主义进入广大农村，让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成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可以说，圈地运动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但它却让英国人为资本主义积累了原始资本，然后才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出现。
其实，崇祯新政的推行结果，也会慢慢向这个方向发展。
土地改革的目的，看似加重了地主乡绅的负担，但其实又在通过对工商业的鼓励政策告诉他们。
不管是把土地拿来建设工厂、兴办实业，还是把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都比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更为有利可图。
等他们慢慢的尝到甜头之后，必然会加快对土地的掠夺，并迅速投入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中。
失去土地的农民自然就会成为资本家的廉价雇工，这又会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资本主义发展之后，便需要更多的土地等资源，这又会进一步造成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不断循环。
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非常残酷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
可这是历史必然的进程，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变，想要平稳和谐的过渡，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期间势必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动荡，甚至是内战。
作为后世人，沈浪也有这种心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