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6章 新与旧
ps：这一章写的头晕脑胀。
……
如何完善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这一点上陈鸣和文教部上下都绞尽了脑汁。这几年里他们一步步的推广新式教育，进展虽然不快，但根基扎的到很牢固。全力经营规范国内的整个新式教育体系，也逐步接纳旧日的私塾书院。因为要改变的是一个泱泱大国上千年来的传统，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科举制在中国并没有废除，废除的只是八股文，只是原先那考试的模式和内容。这在感情上让很多人好接受了一点。
中国现在还是天、朝上国，没理由完全抛弃自己的一些‘传统’么。
从新式教育的宗旨上出发，它是强调培养对国计民生有实际作用的人才，不是嘴炮；培养的对象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公民，记着这两个字——普通。而不是专门培养官吏，不是读书人。
在中国的过去，读书人三个字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化人’，而更是意味着做官。特别是两宋以后，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宋真宗的一首劝学篇到尽了其中真意。这两种教育的宗旨目的就完全不同。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教育宗旨的最大改变，放到后世的历史书上，也一定会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样的字词来形容。因为新式教育是全民教育，虽然短时间内陈汉还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教育，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义务教育’都做不到，但如此宗旨与传统的读书做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原先的官儿、朝廷再宣扬推崇教化，也没想过‘全民教育’。因为这样一来读书人还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大家都是读书人了，泥腿子武夫都是读书人了，他们可没这样的宏志。而新式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全面普及教育。
在新式教育体系里没有传统私塾书院的位置，因为传统私塾书院太重经史了，对于新式教育要求教授的科目视为奇淫技巧，两边完全不搭。新式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的划分也更为严格。教学科目包括了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等科目。
教育内容中虽然还有修身、读经讲经、文史，并且还占有14强的比例，但毕竟以往传统经史之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了，融入了大量的近代性质的新学，在整体教学内容上，修身和读经讲经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了。在教学方法上，开始实行统一的班级授课的方式，特别强调学科知识的实用性。如规定各级各类专科实业学校，其教授之法重实习不重理论，由浅近而入精深。其教授所取材宜就本地所有，随时采辑，遇事发明。求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对社会可用之人来。
在陈鸣这个有着二百多年朝前眼光的‘绝世大才’的指导下，中国新式教育出现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一是从小学堂到分科专科学院、大学，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普通教育体系；二是形成了程度相当于小学堂、中等学堂和分科大学的各级师范教育体系；三是形成了农、工、商三大类为主的各级实业学堂教育体系，和以军、政、医、法、工等多种国立学院。与科举时代相比，这种新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虽然时间还很短暂，虽然可科类院校数量极少，但它使得中国的教育在整体上向近代化更加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眼下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杂陈、急剧变化的社会，在这一点上跟历史中的晚清社会甚至没有什么本质的差距，废除原有的科举模式，就现在的科举制式而言，陈汉的‘科举’越来越像披着一层科举外皮的公务员考试了。这样的变革期无疑会发生很多新时代的难题，一些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形势下也无法顾虑的彻底周全。所以，退让妥协的并不只是旧式教育，新式教育也一样，两弊相权取其轻罢了。
文教部在两年前做过一次普查，就取整个中国平均财富最为富饶的江南地区的一千户随机抽取的百姓，这当中有大富大贵的人家，有吃喝不愁的小地主，有普普通通的农民，还有辛辛苦苦的小商小贩。
这些人家中只有不多的一部分表示愿意让孩子上学，这个比例只比一成多出那么一点点。
而不认同新式教育的原因不外有三点：一是对新学抱有偏见，很多人还是更认可四书五经；二是学堂的费用不低，而且越到高等学校费用越高，很多人家支撑不起；三是延聘教习难。由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有限，地方县城的公立学校很难聘请到合格教习，多是旧学之冬烘先生，影响了学堂的教学和发展。四是对孩子学业出路有迟疑，突然的觉得读书人的出路变模糊了，看不到方向了。
这还是经济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呢，在江西、皖北、苏北等尚不发达的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更为缓慢。别管这当中有多少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状况的历史局限性，必须要说明的是在骤然废除科举制以后，陈汉还没能全部消除‘四书五经’的遗患。
现下的中国还没有一所民资私立学校出现，许多老牌的私塾书院要么正在改头换面，要么就日渐欲下，现在政府允许民资进入教育体系中，对于这些老牌的私塾书院也是一次改头换面的机会，就看他们抓得住抓不住了。
刘文现下手里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办学申请表，甚至还有一所学院级的申办表，这可是文教部给私立学校设定的最高级别，毕竟现在的中国全国下来也没有几所挂上‘大学’招牌的学校呢。
这就是广州商团要承办的羊城商学院。这广州商团办学事宜的主导人算是刘文的老朋友了，颜家的人，广东省好几家私人报刊的申请经办人。而从这位颜先生提交的资料中看，广州城内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家会计、销售、经营和外语学校了。虽然这些学校名义上都只是商行公司自己开办的培训班，但那跟私立学校没什么两样，出钱的承办者也全都是广州商团。现在他们要整合一下所有的师资力量，升格为羊城商学院。这事儿，广东省府都是大力支持的！
“免费教育，奖学金，毕业后入职广州商团下属各公司洋行，期限不得低于五年。”
陈鸣在腊月二十二的时候看到了刘文的这份报告，羊城商学院的大名也第一次落到了他的眼睛中，这不就是‘代培生’么？因为协议书的存在，学生毕业后的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但这也让无数穷困生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得到了改变自己命运，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
——五年！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对比整个人生，也不是那么无可替代的。
“这个主意不错。国立高等学府也完全可以引入么，跟各地的公司、商团商帮多沟通沟通，文教部也确切的拿出一个适当的方案来。”陈鸣很满意，对刘文说道。
前言就说了，如今在国内办学，尤其是办高等学府，缺的不仅是资金，还有相应的老师。
广州商团之所以能办的起商学院靠的是抢先了一步，他们那个地方百多年里都是通商口岸，通晓外语的国人不在少数，哪怕政府和其他地方开埠抢走了一些，广州的底蕴也是不能忽视的。再加上他们当中还有潘振承一次次为他们打气，不停地为大清洗后的广州商界中人灌输着陈汉的治国经济理念。如此才催生出了广州商团先迈出去的那一步！
广州人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大发展的开启，眼看着从澳门被赶出来的葡萄牙人从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一步步增长为值得尊敬的翻译的广州商人敏感的察觉到了外贸人才的欠缺，这各处紧张无比的翻译员就是最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于是广州商团就通过自己的便利条件，早早的搜罗了一些‘专业’人员，先是办外语班，然后发现会计、销售、经营等各方面人才都出现紧张态势，外语班也就一点点扩张为会计班、育才班、培训班等等。在这个期间他们还通过自己的老关系从欧洲引入了不少西式书籍。总之，虽然广州商团办学过程中也困难重重，但他们从无到有，一步步积累的经验和师资力量，却成为了现在最宝贵的财富。
在学院这一级的高校一省之中也没有两所的情况下，广州商团突然要创办高等私立学府，目标直指‘学院’，把广东文教局都吓了一大跳，等核实了情况下，省文教局上上下下又都跟偷吃了仙丹一样的高兴。
陈鸣挺赞成私人资金进入教育事业的，这种私立的实业学校，也不再像传统的书院那般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是旨在为商业培养各种的专业性人才。在这期间作为投资人的商团，可按本身的职业需求来设定学校的科目安排，亦是在为自己储备人才。尤其是有了‘代培生’之后。
当然既然是商团投资的私立学校，无可厚非的就会带上营利的色彩。
不过刚刚起步的商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应该多是商团子弟，学费上面的收益该是寥寥无几的。毕竟名气是需要时间和实例打出来的。而商学院这三个字，即便是商业性质浓郁的广州城，这种专门为经商而办的学校也是惊世骇俗的了。
商学院一开始的资金来源全部是它的股东，至于什么时候能真正的经济独立，那就要看中国的发展了。除开传统的国学文史科目外，羊城商学院还设有诸多的专业科目。在羊城商学院的报表中，会计、速记、测量、管理等等专业科目，无论是在课时上，还是在关注程度上更是远远超过了文史课。
这就决定了这所‘学院’成立之后，必然要承受的莫大压力。
……
国宾馆里，田沼意次正在看着一份来自上海的金融日报，他脸上隐隐浮现着怒色。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份上海的金融日报上用讽刺的笔法大肆抨击着日本的金银比价。
虽然田沼意次早就注意到了日本金银比值的问题，也很清楚，一直以来唐飞鹏那个家伙就再用他从中国运进来的货物在日本兑换黄金。
在经历了江户时代初期1:15的高金银比价后，伴随着日本一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日本的金银比价一步步滑落到1:5的官方定价。这其中庆长金银币制和宽永通宝的铸造及其流通为日本的金银比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原时空的历史上，被老美打的被破开关的日本，其关税权因为被外国人操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大批的向日本倾销，而日本的农产品等原料却源源流往国外。开港后的洗礼1860至1867年，日本对外贸易输出额增加2.5倍，输入额却增加13倍。日本自身的工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大量西方质优价廉商品的涌入，沉重打击了日本国内产业。而由于条约认可洋银在日本自由流通，西方商人和使馆人员就利用日本金银比价远低于国际牌价，利用墨西哥银元来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幕府为限制外国水兵兑换日本银币套购黄金，便规定每人每天兑换的数量。于是水兵们开具假名单，随意捏造名字以便多换。就这样，开港贸易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一百万两。
上海的这份金融日报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用一种调侃鄙夷的口吻讽刺着日本的‘食古不化’。却根本不知道这套金银比价连同宽永通宝那是维系德川幕府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根本不是说想改就能改的。
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制度，那是中央集权最大的体现之一。整个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各地之重要的矿山基本都被幕府所控制，统辖矿山也成为德川幕府货币统制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田沼意次被这份报纸气得火冒三丈，但他内心里对于日本的金银比价也更加的忧心忡忡了。
“这要是将军大人能一纸令下就将黄金的价格提升三倍……”那该多好啊。
可惜，这样的想法只是田沼意次无谓的妄想。德川幕府现在于日本的统治虽然牢固，但他也没办法下令将黄金的价格提升三倍。
现在德川幕府的御用商人来中国购买货物，用的黄金的单位价值就是他们在国内同等重量价格的三倍。都是一样的钱，拿到中国一个能当三个花；在日本，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缩水。
“这要是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落败的德川幕府在货比上的统治力可就大不美妙了。
……
如何完善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这一点上陈鸣和文教部上下都绞尽了脑汁。这几年里他们一步步的推广新式教育，进展虽然不快，但根基扎的到很牢固。全力经营规范国内的整个新式教育体系，也逐步接纳旧日的私塾书院。因为要改变的是一个泱泱大国上千年来的传统，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科举制在中国并没有废除，废除的只是八股文，只是原先那考试的模式和内容。这在感情上让很多人好接受了一点。
中国现在还是天、朝上国，没理由完全抛弃自己的一些‘传统’么。
从新式教育的宗旨上出发，它是强调培养对国计民生有实际作用的人才，不是嘴炮；培养的对象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公民，记着这两个字——普通。而不是专门培养官吏，不是读书人。
在中国的过去，读书人三个字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化人’，而更是意味着做官。特别是两宋以后，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宋真宗的一首劝学篇到尽了其中真意。这两种教育的宗旨目的就完全不同。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教育宗旨的最大改变，放到后世的历史书上，也一定会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样的字词来形容。因为新式教育是全民教育，虽然短时间内陈汉还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教育，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义务教育’都做不到，但如此宗旨与传统的读书做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原先的官儿、朝廷再宣扬推崇教化，也没想过‘全民教育’。因为这样一来读书人还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大家都是读书人了，泥腿子武夫都是读书人了，他们可没这样的宏志。而新式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全面普及教育。
在新式教育体系里没有传统私塾书院的位置，因为传统私塾书院太重经史了，对于新式教育要求教授的科目视为奇淫技巧，两边完全不搭。新式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的划分也更为严格。教学科目包括了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等科目。
教育内容中虽然还有修身、读经讲经、文史，并且还占有14强的比例，但毕竟以往传统经史之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了，融入了大量的近代性质的新学，在整体教学内容上，修身和读经讲经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了。在教学方法上，开始实行统一的班级授课的方式，特别强调学科知识的实用性。如规定各级各类专科实业学校，其教授之法重实习不重理论，由浅近而入精深。其教授所取材宜就本地所有，随时采辑，遇事发明。求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对社会可用之人来。
在陈鸣这个有着二百多年朝前眼光的‘绝世大才’的指导下，中国新式教育出现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一是从小学堂到分科专科学院、大学，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普通教育体系；二是形成了程度相当于小学堂、中等学堂和分科大学的各级师范教育体系；三是形成了农、工、商三大类为主的各级实业学堂教育体系，和以军、政、医、法、工等多种国立学院。与科举时代相比，这种新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虽然时间还很短暂，虽然可科类院校数量极少，但它使得中国的教育在整体上向近代化更加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眼下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杂陈、急剧变化的社会，在这一点上跟历史中的晚清社会甚至没有什么本质的差距，废除原有的科举模式，就现在的科举制式而言，陈汉的‘科举’越来越像披着一层科举外皮的公务员考试了。这样的变革期无疑会发生很多新时代的难题，一些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形势下也无法顾虑的彻底周全。所以，退让妥协的并不只是旧式教育，新式教育也一样，两弊相权取其轻罢了。
文教部在两年前做过一次普查，就取整个中国平均财富最为富饶的江南地区的一千户随机抽取的百姓，这当中有大富大贵的人家，有吃喝不愁的小地主，有普普通通的农民，还有辛辛苦苦的小商小贩。
这些人家中只有不多的一部分表示愿意让孩子上学，这个比例只比一成多出那么一点点。
而不认同新式教育的原因不外有三点：一是对新学抱有偏见，很多人还是更认可四书五经；二是学堂的费用不低，而且越到高等学校费用越高，很多人家支撑不起；三是延聘教习难。由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有限，地方县城的公立学校很难聘请到合格教习，多是旧学之冬烘先生，影响了学堂的教学和发展。四是对孩子学业出路有迟疑，突然的觉得读书人的出路变模糊了，看不到方向了。
这还是经济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呢，在江西、皖北、苏北等尚不发达的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更为缓慢。别管这当中有多少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状况的历史局限性，必须要说明的是在骤然废除科举制以后，陈汉还没能全部消除‘四书五经’的遗患。
现下的中国还没有一所民资私立学校出现，许多老牌的私塾书院要么正在改头换面，要么就日渐欲下，现在政府允许民资进入教育体系中，对于这些老牌的私塾书院也是一次改头换面的机会，就看他们抓得住抓不住了。
刘文现下手里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办学申请表，甚至还有一所学院级的申办表，这可是文教部给私立学校设定的最高级别，毕竟现在的中国全国下来也没有几所挂上‘大学’招牌的学校呢。
这就是广州商团要承办的羊城商学院。这广州商团办学事宜的主导人算是刘文的老朋友了，颜家的人，广东省好几家私人报刊的申请经办人。而从这位颜先生提交的资料中看，广州城内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家会计、销售、经营和外语学校了。虽然这些学校名义上都只是商行公司自己开办的培训班，但那跟私立学校没什么两样，出钱的承办者也全都是广州商团。现在他们要整合一下所有的师资力量，升格为羊城商学院。这事儿，广东省府都是大力支持的！
“免费教育，奖学金，毕业后入职广州商团下属各公司洋行，期限不得低于五年。”
陈鸣在腊月二十二的时候看到了刘文的这份报告，羊城商学院的大名也第一次落到了他的眼睛中，这不就是‘代培生’么？因为协议书的存在，学生毕业后的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但这也让无数穷困生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得到了改变自己命运，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
——五年！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对比整个人生，也不是那么无可替代的。
“这个主意不错。国立高等学府也完全可以引入么，跟各地的公司、商团商帮多沟通沟通，文教部也确切的拿出一个适当的方案来。”陈鸣很满意，对刘文说道。
前言就说了，如今在国内办学，尤其是办高等学府，缺的不仅是资金，还有相应的老师。
广州商团之所以能办的起商学院靠的是抢先了一步，他们那个地方百多年里都是通商口岸，通晓外语的国人不在少数，哪怕政府和其他地方开埠抢走了一些，广州的底蕴也是不能忽视的。再加上他们当中还有潘振承一次次为他们打气，不停地为大清洗后的广州商界中人灌输着陈汉的治国经济理念。如此才催生出了广州商团先迈出去的那一步！
广州人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大发展的开启，眼看着从澳门被赶出来的葡萄牙人从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一步步增长为值得尊敬的翻译的广州商人敏感的察觉到了外贸人才的欠缺，这各处紧张无比的翻译员就是最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于是广州商团就通过自己的便利条件，早早的搜罗了一些‘专业’人员，先是办外语班，然后发现会计、销售、经营等各方面人才都出现紧张态势，外语班也就一点点扩张为会计班、育才班、培训班等等。在这个期间他们还通过自己的老关系从欧洲引入了不少西式书籍。总之，虽然广州商团办学过程中也困难重重，但他们从无到有，一步步积累的经验和师资力量，却成为了现在最宝贵的财富。
在学院这一级的高校一省之中也没有两所的情况下，广州商团突然要创办高等私立学府，目标直指‘学院’，把广东文教局都吓了一大跳，等核实了情况下，省文教局上上下下又都跟偷吃了仙丹一样的高兴。
陈鸣挺赞成私人资金进入教育事业的，这种私立的实业学校，也不再像传统的书院那般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是旨在为商业培养各种的专业性人才。在这期间作为投资人的商团，可按本身的职业需求来设定学校的科目安排，亦是在为自己储备人才。尤其是有了‘代培生’之后。
当然既然是商团投资的私立学校，无可厚非的就会带上营利的色彩。
不过刚刚起步的商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应该多是商团子弟，学费上面的收益该是寥寥无几的。毕竟名气是需要时间和实例打出来的。而商学院这三个字，即便是商业性质浓郁的广州城，这种专门为经商而办的学校也是惊世骇俗的了。
商学院一开始的资金来源全部是它的股东，至于什么时候能真正的经济独立，那就要看中国的发展了。除开传统的国学文史科目外，羊城商学院还设有诸多的专业科目。在羊城商学院的报表中，会计、速记、测量、管理等等专业科目，无论是在课时上，还是在关注程度上更是远远超过了文史课。
这就决定了这所‘学院’成立之后，必然要承受的莫大压力。
……
国宾馆里，田沼意次正在看着一份来自上海的金融日报，他脸上隐隐浮现着怒色。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份上海的金融日报上用讽刺的笔法大肆抨击着日本的金银比价。
虽然田沼意次早就注意到了日本金银比值的问题，也很清楚，一直以来唐飞鹏那个家伙就再用他从中国运进来的货物在日本兑换黄金。
在经历了江户时代初期1:15的高金银比价后，伴随着日本一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日本的金银比价一步步滑落到1:5的官方定价。这其中庆长金银币制和宽永通宝的铸造及其流通为日本的金银比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原时空的历史上，被老美打的被破开关的日本，其关税权因为被外国人操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大批的向日本倾销，而日本的农产品等原料却源源流往国外。开港后的洗礼1860至1867年，日本对外贸易输出额增加2.5倍，输入额却增加13倍。日本自身的工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大量西方质优价廉商品的涌入，沉重打击了日本国内产业。而由于条约认可洋银在日本自由流通，西方商人和使馆人员就利用日本金银比价远低于国际牌价，利用墨西哥银元来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幕府为限制外国水兵兑换日本银币套购黄金，便规定每人每天兑换的数量。于是水兵们开具假名单，随意捏造名字以便多换。就这样，开港贸易仅半年，日本黄金就外流了一百万两。
上海的这份金融日报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用一种调侃鄙夷的口吻讽刺着日本的‘食古不化’。却根本不知道这套金银比价连同宽永通宝那是维系德川幕府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根本不是说想改就能改的。
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制度，那是中央集权最大的体现之一。整个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各地之重要的矿山基本都被幕府所控制，统辖矿山也成为德川幕府货币统制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田沼意次被这份报纸气得火冒三丈，但他内心里对于日本的金银比价也更加的忧心忡忡了。
“这要是将军大人能一纸令下就将黄金的价格提升三倍……”那该多好啊。
可惜，这样的想法只是田沼意次无谓的妄想。德川幕府现在于日本的统治虽然牢固，但他也没办法下令将黄金的价格提升三倍。
现在德川幕府的御用商人来中国购买货物，用的黄金的单位价值就是他们在国内同等重量价格的三倍。都是一样的钱，拿到中国一个能当三个花；在日本，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缩水。
“这要是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落败的德川幕府在货比上的统治力可就大不美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