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社会进步
人类社会总是螺旋状向前发展的，进两步、退一步是常事，此乃是勋曾经教授过周不疑的重要理念。以古鉴今，因往见来，某些事情你以为一成不变，其实与古礼、古法已有差异；某些事情你以为今不如古，要看到此乃大进步的先兆；某些事情你以为今人胜古，也要警惕不使倒退、反复。
即以眼前这些奴婢而论。
后世某些学者不承认自秦汉以后，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认为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奴隶制的枷锁，起码属于半封建半奴隶社会。理由也很简单，即一直到清代，社会上依然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官私奴婢，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是勋本人是反对这一论断的，理由有二。其一，研究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就必须抛开日常生活不谈，而只考虑生产模式，究其大要，忽略特例，而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长时期以农为本，除个别特殊时期，或者特殊地区外，劳动者当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必然不属于奴隶制。
第二点更为重要，即切不可将奴婢与奴隶等同看待也。
何者为奴隶？指彻底丧失人生自由，受他人任意驱使，为奴隶主无偿劳动，不可能积蓄任何私人财富，甚至连生死都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人。
是勋即以此为开端，来详细解答周不疑的问题：“吾尝以胡人为子，元直知否？”
周不疑点点头，说您收过鲜卑拓拔部的少主为养子，起名是魏。这事儿我确实知道。
是勋便道：“是故，吾于胡中事稔熟也。胡中所俘虏者、举债难偿者，皆没为奴，驱使劳役，动辄鞭笞。且其主可擅杀奴而无罪也。是以奴为物也，而非人也，自毁吾财，可讥为奢，而不可斥为暴矣——其俗如此。”
周不疑闻言，略有些不快地皱了皱眉头。低声道：“是故等于禽兽也。”
是勋笑一笑，说你可别这么想，其实咱们上古之世，也跟如今的胡人没有太大区别——“是故夏、殷以人为祀，以人为殉。为其非人也，乃奴也。即于国初，主于奴婢可‘告杀’，则与耕牛何异？奴婢伤人而弃市，则与犬马何异？”
汉初延续秦律，规定主人不能擅自杀害自家奴婢，而必须要先告官，获得官家的许可——其实这跟不得擅杀耕牛。耕牛因老病将死而必杀之的，先得去官府备案，又有什么区别？倘若奴婢伤害了良人（自由民）。则不论情节轻重，一律斩首，这跟我家的狗啊马啊什么的伤了人，而必须斩杀以向对方赔罪，又有什么区别？还是不把奴婢当人看啊。
“是故董子上奏孝武皇帝，使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斯乃以人为人也……”董仲舒曾经建议。奴婢犯错，可以责罚。不可杀戮，奴婢有罪，国法惩处，不可施以家法——“地节中，传魏相婢有过，自绞死，赵广汉疑为擅杀，乃突入相府，召其夫人庭下受辞；建平中，王获杀奴，而为其父莽所逼自杀——岂夫人之贵，不如婢耶？岂儿女之亲，不如奴耶？或广汉枉法，王莽钓誉耶？国法如此，时论亦乃与古时不同耳。”
汉宣帝地节年间，传说丞相魏相府中有一名婢女上吊自杀了，京兆尹赵广汉怀疑是被魏相夫人因忌妒而杀害的，于是亲自领着吏卒闯入相府，勒令魏相夫人跪在庭中接受质问——此案后来查明，魏相夫人确实因为忌妒而责打过那名婢女，但那婢女却是离开相府后自己上吊死的，于是判定魏相夫妇无罪。
汉哀帝建平年间，王莽辞位隐居，因为他的次子王获杀害了一名家奴，王莽大怒，切责王获，竟然逼得王获自杀。
是勋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桩事？是因为丞相夫人还没有一名婢女尊贵吗？是因为王莽爱家奴要超过爱儿子吗？怎么可能！或许还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赵广汉想要诬陷魏相，王莽则为了沽名钓誉，可是倘若国法规定杀奴无罪，赵广汉又哪敢那么干呢？倘若舆论认为杀奴无罪，王莽又怎么可能以此来博取赞誉呢？
因为国家法律和社会舆论，都跟汉初时候大不相同了呀。
“得国易而守国难，此秦二世而亡者也。魏即得天下，亦未必长久，即以汉论，前有异姓割据，中有诸吕乱政，后有七国之变，设一蹉跌，亦旋起旋灭，则即兵细柳，无以当匈奴也。胡之入华，变更国俗……”再一指庭中那些奴婢——“恐彼等不得更为人也。即我等，亦将受俘而为奴矣。”
周不疑闻言，悚然而惊，便即起身作揖道：“先生所虑深远，不疑拜服。”是勋瞟他一眼，捻须而笑，心说其实你肯定还是没有明了我的真意，只是我不可能跟你说得更深罢了。
周不疑认为是勋以奴婢为言，只是举个例子，以小见大而已，重点在“即我等，亦将受俘而为奴矣”，警惕中国衰弱，而为胡人趁虚而入。类似理念，是勋大课小课也宣讲了无数回啦，原本中原士大夫并不怎么把胡人放在眼里——东晋以前，没有人相信胡人竟能深入到河南地区，进而久占中原；元朝以前，也没有人相信胡人竟能杀过长江，彻底摧毁汉家王朝的——全靠是勋不停地敲警钟，才算略略有些警觉。
所以周不疑认为，老师的意思，是即便以魏代汉，大乱之后，治国更难，若不能使魏朝尽快稳定下来，大力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恐怕亦会如秦一般二世而亡，或者起码二世而乱，那么北方胡虏就会如同匈奴一般趁机崛起，成为中国之大患啦。到时候我等士大夫或亦将被俘为奴，更何况那些奴婢呢？
但其实是勋心中所想，别“何况”，奴婢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说秦汉以降，中国就已经迈入封建社会了（当然不能否认尚有奴隶制的残余存在），就因为奴婢不可等同于奴隶。即以是勋本人来举例，他畜养奴婢的数量在社会上也属于第一层级——终究财富和名位跟那儿摆着呢——眼下这庄院当中，便有家奴四十余名，侍婢同数，还有不少算“家生子”，从了是姓了。
是勋穿越前的那个时代，据说是家人相互串联，经过统计，全中国姓是的约有三千多人。他有时候也忍不住想，这三千人中，也不知道有几个是真真正正是仪老头儿的后裔，有多少是如这般奴从主姓的……
此外，是勋各处庄院当中，奴婢总数累加起来，大概不下四百人，然而绝大多数并不参与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活动——不种地，不纺织——而只是备洒扫罢了。即便偶有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比方说耕种、纺织、木工、金工等等，也并没有彻底丧失人身自由。
就跟他各地作坊中的工人一般，即便签了终身合同，终究也只是长期雇佣关系，人还是人，不会被当成私有财物。
那么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是不是还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呢？是勋认为，那肯定是有的，比方说官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比私奴更似奴隶，因为官家杀奴不算犯法啊。而且必有那真正黑心肠的老地主，敢把佃农都当奴隶来使唤，即便擅刑擅杀，只要能够搞定官府，还谁能入我的罪吗？
理论和实际不可能完全契合，但就理论上而言，东汉朝的奴婢不能等同，或者不能全数等同于奴隶。法律规定，杀奴者有罪，奸奴者亦有罪，奴婢也可与良人通婚，甚至主人有罪而不必及于奴婢，奴婢有罪，主人倒可能要背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在是时代和社会的一大进步。
当然啦，这个时代也没有绝对平等一说，主人刑责奴婢还是被允许的，而某些罪行对于良人和奴婢，惩罚力度也不尽相同。但刑还不上士大夫呢，尊卑等级无处不在，主奴之分也属寻常。
只是这一社会进步，很快就将被彻底打破了，即以唐律比之汉律，在对待奴婢的人身权益保障方面，就要落后得多——无他，五胡乱华，不可能不带来野蛮的奴隶制的残余影响啊。
那么，我能不能阻止这一类型的倒退呢？能不能使这一螺旋形，波折来得纡缓一些，起码咱迈三步再退一步呢？“悠悠苍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元直，即便以你的见识，恐怕也是理解不了的吧，我也就无谓多说。
隐逸生活，就此又平稳地度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十一月中旬，朝廷三度征召是勋为中书令，派尚书韩暨到郯县来宣旨。是勋计算时日，曹操若要改主意，也早就改了，既然执意如此，那我也别再乔装作势了，还是从了他吧。
当然不能保证曹操哪天再复习自己的“清晨启门户”诗，突然间不爽起来，但真要连这些有的没的全都顾虑，真如周不疑所说，干脆啥都别干算了。
于是惆怅地告别了数月来清闲的隐居生活，带着一大家子启程往许都而去——他在许都郊外本有庄院，都内亦必新拨宅邸，倒是在生活上不必太过忙活了。不日即抵许郊，御史大夫郗虑、太仆曹德等出城相迎。说好了翌晨即往觐见天子，当晚便暂居郗府中，郗虑特意关起门来跟是勋密谈，一开口就石破天惊：“宏辅以为，大事可即举否？”(未完待续)
ps：感冒了，整晚咳嗽，睡不好觉，结果白天犯困……加上家里有一点儿事儿，估计明天可能要断一回更了，还请读者朋友们多原谅。
即以眼前这些奴婢而论。
后世某些学者不承认自秦汉以后，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认为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奴隶制的枷锁，起码属于半封建半奴隶社会。理由也很简单，即一直到清代，社会上依然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官私奴婢，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是勋本人是反对这一论断的，理由有二。其一，研究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就必须抛开日常生活不谈，而只考虑生产模式，究其大要，忽略特例，而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长时期以农为本，除个别特殊时期，或者特殊地区外，劳动者当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必然不属于奴隶制。
第二点更为重要，即切不可将奴婢与奴隶等同看待也。
何者为奴隶？指彻底丧失人生自由，受他人任意驱使，为奴隶主无偿劳动，不可能积蓄任何私人财富，甚至连生死都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人。
是勋即以此为开端，来详细解答周不疑的问题：“吾尝以胡人为子，元直知否？”
周不疑点点头，说您收过鲜卑拓拔部的少主为养子，起名是魏。这事儿我确实知道。
是勋便道：“是故，吾于胡中事稔熟也。胡中所俘虏者、举债难偿者，皆没为奴，驱使劳役，动辄鞭笞。且其主可擅杀奴而无罪也。是以奴为物也，而非人也，自毁吾财，可讥为奢，而不可斥为暴矣——其俗如此。”
周不疑闻言，略有些不快地皱了皱眉头。低声道：“是故等于禽兽也。”
是勋笑一笑，说你可别这么想，其实咱们上古之世，也跟如今的胡人没有太大区别——“是故夏、殷以人为祀，以人为殉。为其非人也，乃奴也。即于国初，主于奴婢可‘告杀’，则与耕牛何异？奴婢伤人而弃市，则与犬马何异？”
汉初延续秦律，规定主人不能擅自杀害自家奴婢，而必须要先告官，获得官家的许可——其实这跟不得擅杀耕牛。耕牛因老病将死而必杀之的，先得去官府备案，又有什么区别？倘若奴婢伤害了良人（自由民）。则不论情节轻重，一律斩首，这跟我家的狗啊马啊什么的伤了人，而必须斩杀以向对方赔罪，又有什么区别？还是不把奴婢当人看啊。
“是故董子上奏孝武皇帝，使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斯乃以人为人也……”董仲舒曾经建议。奴婢犯错，可以责罚。不可杀戮，奴婢有罪，国法惩处，不可施以家法——“地节中，传魏相婢有过，自绞死，赵广汉疑为擅杀，乃突入相府，召其夫人庭下受辞；建平中，王获杀奴，而为其父莽所逼自杀——岂夫人之贵，不如婢耶？岂儿女之亲，不如奴耶？或广汉枉法，王莽钓誉耶？国法如此，时论亦乃与古时不同耳。”
汉宣帝地节年间，传说丞相魏相府中有一名婢女上吊自杀了，京兆尹赵广汉怀疑是被魏相夫人因忌妒而杀害的，于是亲自领着吏卒闯入相府，勒令魏相夫人跪在庭中接受质问——此案后来查明，魏相夫人确实因为忌妒而责打过那名婢女，但那婢女却是离开相府后自己上吊死的，于是判定魏相夫妇无罪。
汉哀帝建平年间，王莽辞位隐居，因为他的次子王获杀害了一名家奴，王莽大怒，切责王获，竟然逼得王获自杀。
是勋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桩事？是因为丞相夫人还没有一名婢女尊贵吗？是因为王莽爱家奴要超过爱儿子吗？怎么可能！或许还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赵广汉想要诬陷魏相，王莽则为了沽名钓誉，可是倘若国法规定杀奴无罪，赵广汉又哪敢那么干呢？倘若舆论认为杀奴无罪，王莽又怎么可能以此来博取赞誉呢？
因为国家法律和社会舆论，都跟汉初时候大不相同了呀。
“得国易而守国难，此秦二世而亡者也。魏即得天下，亦未必长久，即以汉论，前有异姓割据，中有诸吕乱政，后有七国之变，设一蹉跌，亦旋起旋灭，则即兵细柳，无以当匈奴也。胡之入华，变更国俗……”再一指庭中那些奴婢——“恐彼等不得更为人也。即我等，亦将受俘而为奴矣。”
周不疑闻言，悚然而惊，便即起身作揖道：“先生所虑深远，不疑拜服。”是勋瞟他一眼，捻须而笑，心说其实你肯定还是没有明了我的真意，只是我不可能跟你说得更深罢了。
周不疑认为是勋以奴婢为言，只是举个例子，以小见大而已，重点在“即我等，亦将受俘而为奴矣”，警惕中国衰弱，而为胡人趁虚而入。类似理念，是勋大课小课也宣讲了无数回啦，原本中原士大夫并不怎么把胡人放在眼里——东晋以前，没有人相信胡人竟能深入到河南地区，进而久占中原；元朝以前，也没有人相信胡人竟能杀过长江，彻底摧毁汉家王朝的——全靠是勋不停地敲警钟，才算略略有些警觉。
所以周不疑认为，老师的意思，是即便以魏代汉，大乱之后，治国更难，若不能使魏朝尽快稳定下来，大力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恐怕亦会如秦一般二世而亡，或者起码二世而乱，那么北方胡虏就会如同匈奴一般趁机崛起，成为中国之大患啦。到时候我等士大夫或亦将被俘为奴，更何况那些奴婢呢？
但其实是勋心中所想，别“何况”，奴婢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说秦汉以降，中国就已经迈入封建社会了（当然不能否认尚有奴隶制的残余存在），就因为奴婢不可等同于奴隶。即以是勋本人来举例，他畜养奴婢的数量在社会上也属于第一层级——终究财富和名位跟那儿摆着呢——眼下这庄院当中，便有家奴四十余名，侍婢同数，还有不少算“家生子”，从了是姓了。
是勋穿越前的那个时代，据说是家人相互串联，经过统计，全中国姓是的约有三千多人。他有时候也忍不住想，这三千人中，也不知道有几个是真真正正是仪老头儿的后裔，有多少是如这般奴从主姓的……
此外，是勋各处庄院当中，奴婢总数累加起来，大概不下四百人，然而绝大多数并不参与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活动——不种地，不纺织——而只是备洒扫罢了。即便偶有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比方说耕种、纺织、木工、金工等等，也并没有彻底丧失人身自由。
就跟他各地作坊中的工人一般，即便签了终身合同，终究也只是长期雇佣关系，人还是人，不会被当成私有财物。
那么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是不是还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呢？是勋认为，那肯定是有的，比方说官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比私奴更似奴隶，因为官家杀奴不算犯法啊。而且必有那真正黑心肠的老地主，敢把佃农都当奴隶来使唤，即便擅刑擅杀，只要能够搞定官府，还谁能入我的罪吗？
理论和实际不可能完全契合，但就理论上而言，东汉朝的奴婢不能等同，或者不能全数等同于奴隶。法律规定，杀奴者有罪，奸奴者亦有罪，奴婢也可与良人通婚，甚至主人有罪而不必及于奴婢，奴婢有罪，主人倒可能要背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在是时代和社会的一大进步。
当然啦，这个时代也没有绝对平等一说，主人刑责奴婢还是被允许的，而某些罪行对于良人和奴婢，惩罚力度也不尽相同。但刑还不上士大夫呢，尊卑等级无处不在，主奴之分也属寻常。
只是这一社会进步，很快就将被彻底打破了，即以唐律比之汉律，在对待奴婢的人身权益保障方面，就要落后得多——无他，五胡乱华，不可能不带来野蛮的奴隶制的残余影响啊。
那么，我能不能阻止这一类型的倒退呢？能不能使这一螺旋形，波折来得纡缓一些，起码咱迈三步再退一步呢？“悠悠苍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元直，即便以你的见识，恐怕也是理解不了的吧，我也就无谓多说。
隐逸生活，就此又平稳地度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十一月中旬，朝廷三度征召是勋为中书令，派尚书韩暨到郯县来宣旨。是勋计算时日，曹操若要改主意，也早就改了，既然执意如此，那我也别再乔装作势了，还是从了他吧。
当然不能保证曹操哪天再复习自己的“清晨启门户”诗，突然间不爽起来，但真要连这些有的没的全都顾虑，真如周不疑所说，干脆啥都别干算了。
于是惆怅地告别了数月来清闲的隐居生活，带着一大家子启程往许都而去——他在许都郊外本有庄院，都内亦必新拨宅邸，倒是在生活上不必太过忙活了。不日即抵许郊，御史大夫郗虑、太仆曹德等出城相迎。说好了翌晨即往觐见天子，当晚便暂居郗府中，郗虑特意关起门来跟是勋密谈，一开口就石破天惊：“宏辅以为，大事可即举否？”(未完待续)
ps：感冒了，整晚咳嗽，睡不好觉，结果白天犯困……加上家里有一点儿事儿，估计明天可能要断一回更了，还请读者朋友们多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