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六百三十五 他们就连演都不演了是吧？
和中都的大会一样，行省层面的大会也有差不多的权力。
各行省官府除了需要遵照中央指令办事之外，本身也有地区事务需要办理。
中都民众代表大会通过的事情不需要行省层级的大会再做一轮表决，但是各行省的地方事务则需要行省民众代表大会进行表决。
表决通过授权之后，行省相关部门才能办事，表决不通过，则行省方面不能执行。
如行省方面认为此事确实有必要执行，则可以第二次发起审议，若还是不通过，还有第三次机会。
即上表中都民众代表大会。
在设计上，中都民众代表大会是早于地方民众代表大会召开的，国家层次的事情需要先行处置，先行制定预算方案。
等国家层级的预算方案制定完毕之后，才有地方自主行动的空间，以此防止地方与国家意志产生冲突，限制地方权力。
所以地方上如果出现行省方面和民众代表方面的强烈争执需要处置的时候，一般是执行委员会进行表决。
此时此刻，就需要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认为此事确需执行，则可以执行委员会整体的名义下令执行。
不达三分之二多数，则不可执行，留待之后再做讨论。
中都来的工作组在办理选拔民众代表的工作时，原本认为这些事情并不难，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不少执行经验。
事实上选拔的难度的确不大。
各大工场和集体农庄的优秀工人、插秧能手啥的一点都不少，个个都有模有样，且极具热情。
他们经过之前中央在地方上大规模选拔民众代表的事情的激励，且还有民众代表们回乡之后的广泛宣传，现在对民众代表会议这个制度非常有想法，很是拥护。
所以民众的热情很高。
问题在于地方官府在配合这件事情上有些问题，普遍情绪不高，官府工作人员缺少行动力执行力，让他们办点什么事情就推三阻四，或者磨洋工，各种拖沓。
要一份名录，拖个两三天才给。
要视察某工场、集体农庄，则说需要时间准备，暂时不能成行。
为民众代表会议的会场建设选址，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到处都不行。
要求地方拨款准备修建会场，则各种哭穷、诉苦，为地方行政之艰难多方陈述，就是不准备拿钱出来。
高级官员倒是非常愿意配合，对待工作组的官员们非常热情，说什么就是什么，态度很好。
但是下放到具体办事官吏的时候，则看得出来那种非常明显的懈怠和拖沓。
工作组成员很生气，向他们的上级投诉，上级主官立刻斥责他们，他们好了一天，又恢复原样。
有些工作组成员怒不可遏，立刻向当地组织部投诉这些官员的懈怠，组织部门立刻派人找他们谈话，也是好个一两天，然后接着摆烂。
工作组成员再去找上级投诉的时候，上级也很郁闷，摆出一副为难的姿态，说他们虽然有过错，但也不仅仅只是办理这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也需要他们去做，不可过分苛责。
地方上的组织部门也是一样的口径，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同样的表示，说什么用人之际，不可过于苛责，否则大家出工不出力，受到损害的还是老百姓。
因为各地方过于广泛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工作组的回报汇总到中都的时候，给苏咏霖都气笑了。
“这阳奉阴违的做法还能更明显一点吗？他们就连演都不演了是吧？”
田珪子看了报告之后，也很生气。
“虽然之前就有预料到地方上会有抵触情绪，但是没想到居然做的那么过分。”
“这种行为就是在钻空子，且规模也比较广泛，吃准了我们就算是想要处理都无法妥善处理。”
孔茂捷黑着脸，怒道：“上面人数少，害怕追究责任，所以表现的一副无比支持的样子，下面人多，规模大，吃准了我们难以一个一个追责，所以一副阳奉阴违的样子！可恶！”
苏咏霖沉默了一阵子，感觉这个事情还真是挺让人恼火的。
他能感觉到，中都这群人之所以无比的支持自己的民主改革，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属于既得利益者。
自己从皇帝的位子上退下来，放弃了手中大部分的权力，把这部分实实在在的权力分配给了执行委员会为首的重组过后的中央朝廷。
民众代表会议制度虽然有对国家大事的最终决策权，但是对中央朝廷的大部分人来说，原先属于皇帝的权力大部分还是实实在在的下放了，这是好事。
他们虽然更累了，也有一些新的限制，但是权力是实实在在的更大了，更实际了，他们没理由不支持。
但是地方上不同。
地方上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是没有地方的民众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的。
中央层面，苏咏霖依靠着这个组织团结一批人，给他们权力，换来他们对民主改革的支持和维护，重新缔造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集团依附于这套规则之上，所以成功改革，还压服了第一波反扑。
但是当改革深化到地方上的时候，局面又不一样了。
地方官府从来就是政策的执行者，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是部分地域性政策的制定者，权力受限，不能自由发挥的情况比较多。
他们从来就是听从中央命令再去执行的对象，苏咏霖遵守规则，下令都是通过朝廷途径，不是通过自己的皇帝身份的途径，所以他们面对的不是苏咏霖，而是中央朝廷。
是彻彻底底的执行者。
进行民主改革在他们看来不是好事。
地方上设立的民众代表会议不仅是一个象征，更是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不多的自主行动权限给限制住了，使得他们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进一步失去左右腾挪的可能性。
原先在国家层面的事情上他们就要听命令办事，好不容易留下的一点地方自主权是他们获得政绩的重要途径，是他们积累功勋实现自我升华的重要途径。
如果地方上的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实现了对这一自主权限的限制，那么他们就将失去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自主权限，对于任何资源的动用都要经过审批，这感觉绝对不好受。
然而这就是苏咏霖的目的。
各行省官府除了需要遵照中央指令办事之外，本身也有地区事务需要办理。
中都民众代表大会通过的事情不需要行省层级的大会再做一轮表决，但是各行省的地方事务则需要行省民众代表大会进行表决。
表决通过授权之后，行省相关部门才能办事，表决不通过，则行省方面不能执行。
如行省方面认为此事确实有必要执行，则可以第二次发起审议，若还是不通过，还有第三次机会。
即上表中都民众代表大会。
在设计上，中都民众代表大会是早于地方民众代表大会召开的，国家层次的事情需要先行处置，先行制定预算方案。
等国家层级的预算方案制定完毕之后，才有地方自主行动的空间，以此防止地方与国家意志产生冲突，限制地方权力。
所以地方上如果出现行省方面和民众代表方面的强烈争执需要处置的时候，一般是执行委员会进行表决。
此时此刻，就需要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认为此事确需执行，则可以执行委员会整体的名义下令执行。
不达三分之二多数，则不可执行，留待之后再做讨论。
中都来的工作组在办理选拔民众代表的工作时，原本认为这些事情并不难，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不少执行经验。
事实上选拔的难度的确不大。
各大工场和集体农庄的优秀工人、插秧能手啥的一点都不少，个个都有模有样，且极具热情。
他们经过之前中央在地方上大规模选拔民众代表的事情的激励，且还有民众代表们回乡之后的广泛宣传，现在对民众代表会议这个制度非常有想法，很是拥护。
所以民众的热情很高。
问题在于地方官府在配合这件事情上有些问题，普遍情绪不高，官府工作人员缺少行动力执行力，让他们办点什么事情就推三阻四，或者磨洋工，各种拖沓。
要一份名录，拖个两三天才给。
要视察某工场、集体农庄，则说需要时间准备，暂时不能成行。
为民众代表会议的会场建设选址，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到处都不行。
要求地方拨款准备修建会场，则各种哭穷、诉苦，为地方行政之艰难多方陈述，就是不准备拿钱出来。
高级官员倒是非常愿意配合，对待工作组的官员们非常热情，说什么就是什么，态度很好。
但是下放到具体办事官吏的时候，则看得出来那种非常明显的懈怠和拖沓。
工作组成员很生气，向他们的上级投诉，上级主官立刻斥责他们，他们好了一天，又恢复原样。
有些工作组成员怒不可遏，立刻向当地组织部投诉这些官员的懈怠，组织部门立刻派人找他们谈话，也是好个一两天，然后接着摆烂。
工作组成员再去找上级投诉的时候，上级也很郁闷，摆出一副为难的姿态，说他们虽然有过错，但也不仅仅只是办理这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也需要他们去做，不可过分苛责。
地方上的组织部门也是一样的口径，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同样的表示，说什么用人之际，不可过于苛责，否则大家出工不出力，受到损害的还是老百姓。
因为各地方过于广泛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工作组的回报汇总到中都的时候，给苏咏霖都气笑了。
“这阳奉阴违的做法还能更明显一点吗？他们就连演都不演了是吧？”
田珪子看了报告之后，也很生气。
“虽然之前就有预料到地方上会有抵触情绪，但是没想到居然做的那么过分。”
“这种行为就是在钻空子，且规模也比较广泛，吃准了我们就算是想要处理都无法妥善处理。”
孔茂捷黑着脸，怒道：“上面人数少，害怕追究责任，所以表现的一副无比支持的样子，下面人多，规模大，吃准了我们难以一个一个追责，所以一副阳奉阴违的样子！可恶！”
苏咏霖沉默了一阵子，感觉这个事情还真是挺让人恼火的。
他能感觉到，中都这群人之所以无比的支持自己的民主改革，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属于既得利益者。
自己从皇帝的位子上退下来，放弃了手中大部分的权力，把这部分实实在在的权力分配给了执行委员会为首的重组过后的中央朝廷。
民众代表会议制度虽然有对国家大事的最终决策权，但是对中央朝廷的大部分人来说，原先属于皇帝的权力大部分还是实实在在的下放了，这是好事。
他们虽然更累了，也有一些新的限制，但是权力是实实在在的更大了，更实际了，他们没理由不支持。
但是地方上不同。
地方上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是没有地方的民众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的。
中央层面，苏咏霖依靠着这个组织团结一批人，给他们权力，换来他们对民主改革的支持和维护，重新缔造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的集团依附于这套规则之上，所以成功改革，还压服了第一波反扑。
但是当改革深化到地方上的时候，局面又不一样了。
地方官府从来就是政策的执行者，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是部分地域性政策的制定者，权力受限，不能自由发挥的情况比较多。
他们从来就是听从中央命令再去执行的对象，苏咏霖遵守规则，下令都是通过朝廷途径，不是通过自己的皇帝身份的途径，所以他们面对的不是苏咏霖，而是中央朝廷。
是彻彻底底的执行者。
进行民主改革在他们看来不是好事。
地方上设立的民众代表会议不仅是一个象征，更是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不多的自主行动权限给限制住了，使得他们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进一步失去左右腾挪的可能性。
原先在国家层面的事情上他们就要听命令办事，好不容易留下的一点地方自主权是他们获得政绩的重要途径，是他们积累功勋实现自我升华的重要途径。
如果地方上的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实现了对这一自主权限的限制，那么他们就将失去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自主权限，对于任何资源的动用都要经过审批，这感觉绝对不好受。
然而这就是苏咏霖的目的。